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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搂”（读lou）。都是筹粮时没收乡长、保长的。湖南、广西土匪多，还有特务，到下边工作挺危险的。
从湖北到广西，筹粮是大事。大军云集，所到之处，物价飞涨。更要命的是有些地方，白花花的大洋硬是买不到粮食，那也得想方设法弄呀。不能让部队吃饱，怎么也得吃个半饱，对付着能够行军打仗呀。
最后一次筹粮是在钦州附近。广西战役俘虏那么多敌人，士兵好办，给点路费让回家了，5千多军官要船运梧州，每人带15斤大米。这抠那弄的，8万多斤粮食忙活得差不多了，来命令了，让我们奔雷州半岛，去打海南岛了。
下面是40军后勤部政治处主任李金明，1949年8月10日写于醴陵的《40军后勤工作队征粮总结》中的部分文字：
正是休整时期，征粮地点为醴陵县清泉乡，全乡8个保，人口约两万余，地约两万余亩，一至五保平地多，山村少，柴困难，六、七、八保山村多，但六保三个甲和八保五个甲没稻田，依靠山林和种红薯维持生活。
该乡人员健全，乡公所有主任和干事，均有保甲长，但没有人口、地亩册子。全乡共摊米206000斤，柴412000斤，规定9号完成，到9号只征八万余斤，部队准备行动，工作队要回来了，仍在缴送中。
工作队组成，粮秣科三人，政治处一人，第一工作队七人，宣传队十七人，共二十八人。集中住宿，分六个组工作，早出晚归，开会交流经验。先由乡召集各保长开会，说征借意义及数字，然后确定各保应摊数目，各保回去召集甲长开会，先派大户或估计摊派民主评议，就让开始送粮。先搞清有多少大户，工作队指名征借，让乡公所直接通知大户。
开会讲话听不懂，找当地小学教员当翻译。
二保地主肖昌隆只报400石租，开会追出800石地租。有的地在几个保，分散，就一块块查。稻田收两季，就按两季的40％收地主粮草。征借是草随粮走。部队急等粮食下锅。地主不让佃户交粮，佃户就不敢交，工作队就做佃户工作，并保证发现一个，教育全体。保甲长有的阳奉阴违，当面答应好，工作做不到，有的包庇地主，替地主叫苦，瞒地亩，想平均摊派，有的受地主控制、拉拢。恶霸地主肖昌隆组织些人反对保甲长，保甲长吓得不敢干了。六保地主易雨先虚报田亩，保长明知有假也不敢纠正。给他们讲我党政策，胜利形势，天下是共产党的了，让他们安心老实的办事，安慰、鼓励他们，布置工作要具体、细致，随时检查、督促，甚至看着他们干，并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其撑腰。
肖昌隆大摆酒席请佃户中人吃饭，当场说大家不要交粮，保甲长派得不公，你们不认字不明白，我都知道。还写标语、传单到处散发，群众想交也不交了，保甲长吓得要辞职。肖家有手枪，哥哥当过营长，侄当银行主任，还有当县长的。对保甲长一面防止他们被地主利用，一面给他们做主撑腰，让他大胆工作。开头穷人不敢接近工作队，保甲长平摊到他们头上也不敢吱声，经宣传，就去找保甲长算账，自然也就靠近工作队了。肖昌隆隐瞒地亩，又让佃户拒交，威胁保甲长，就开大会揭发他，打掉威风，群众就敢说话了。
布告规定“每人平均八亩田以上者可酌量增加，但最多不能超过其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每人平均八亩以上者每亩最少要征四十斤，但最多不能超过这一季的收入的全部地租的60％。
工作队没有打骂现象，在保里吃饭，做了好菜不吃，影响很好。
四、南方北方
源自中原的“老不征北，少不征南”，说的是北方寒冷，老年人体质差，不抗冻，非冻毁了不可。“少不征南”，则是江南女人水灵、多情，善勾男人魂，跌进温柔乡，也就失了“战士”本色。还有人说是南方的瘴气、瘴疠厉害，中原人到南方得热病，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可这又与个“少”字不搭界了。
而一些四野老人的说法，则是中原人“老能征北，少可征南”，因为他们地处南北之间，自然南北皆宜。
四野老人当年体验最深的，就是正负40度的水土不服。
高温炎热，使人烦躁。阴雨潮湿，等于火上浇油。再加上打摆子、拉肚子、生疥疮、烂裆等，还有吃不饱饭，吃不上饭，从精神到肉体，那人会变成什么样儿？
永远要争头名的王玉兴，几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人的精神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度的。老人说，若不是同志们帮扶着，我是走不出那鄂西大山了，只有扔那里了。
王玉兴用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尽着一位指导员的责任，鼓舞着全连官兵走出那鄂西大山。而对应的另一端，则是“军阀主义普遍有生长”。一些原本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的人，也失去了耐心，有的就变得简单粗暴起来。而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乃至丧失，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杜博老人说，快进广西了，大休息，吃饭，1连长张学瑞端着个饭缸子来了，说养不起这么多兵就算了。我瞪他一眼，说你说的什么话？他瞅瞅我们那饭缸子，摇摇头，走了。这人打仗勇敢，技术也好，就是爱发牢骚，说话也粗，人称“二土匪”，我和教导员背后没少敲打他。
温景义老人说，湘西剿匪，我到2连当指导员。1排长张国福，是有名的“虎子”，后来参加全国第一次英模代表大会。在湘西翻山越岭，一跐一滑，一屁股能滑出十几米，他就说怪话：坐飞机，啃猪爪，不知这把骨头扔到哪。一副东北人的大嗓门儿，不知是不是他发明的。那时发牢骚、说怪话的人多了，那人也真折腾得不像样了。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单印章老人，当时是43军127师379团政委。老人说，湘赣战役，我们一路急行军，从高安向宜丰、万载追击。一天晚上，正走着，突然前边轰隆一声响。我以为遭到伏击，赶上前去，是7连一个兵，突然从队列中向路边跑出20多米，把怀里的手榴弹拉响了。指导员哭着跟我说，这个兵又打摆子，又拉肚子，实在是挺不住了。
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是用最后一点力气，跑出那20多米哪！
水土不服，病饿交加，体力和意志力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考验。而作为积极分子、战斗模范，他们付出的更多，那人的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他们知道革命就要胜利了，这路就快走到头了，但他们已经走不到头了。既然继续撑下去，只能增加痛苦，成为拖累，那就自我了断了吧。
王风友老人说：
我参军时，接兵的一个张峰副团长说，志愿参军的站到右边，不志愿的到左边。我这人从小喜欢马，听说是骑兵，就站到右边了。那次，我们榆树县刘家店区东西老牛沟参军30多个，志愿的就两个，还有一个是西老牛沟的，叫冯和。这人挺老实、本分，打仗也勇敢，就是身体不行。有人那身板瞅着也挺单薄，内里却结实，冯和是里外都不行。南下过江后，那些病都让他摊上了。留在湘西当区长，原因之一，就是不适应部队生活。他那模样也真不能行军打仗了，可那病根是水土不服呀。区长不当了，跑回东北了。若不把他留在湘西，在部队再能熬过几个月，可能也就不会开小差回家种地了。
杨雨田老人说：
电台队有个班长栾景义，吉林人，表现挺好的，到广西后掉队了。派人回去找，没找到，以为他牺牲了。那地方人凶啊，掉队的，不管咱们的，还是国民党的，见了就扒衣服，有的还杀掉了。后来吉林来人外调，才知道他开小差回家了。
从广西到吉林，那得多少时间呀？那时根本不可能坐车，就是走。一个人，一口东北话，又没有钱，任何土匪、地主武装都能将他置于死地，那可真是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呀，那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在平津时，出关就是黑土地，他为什么不跑？最晚也不能拖过长江呀？可他过了湖北，又过了湖南，眼看就要走到头了，扭头回家了。
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一些人自杀，是为了不拖累同志，不拖累部队。
流传于中原一带的民谣，还有句与“老不征北，少不征南”有些矛盾的，叫作“宁往南走一千，不向北挪一砖”。由此可见，中原人还是钟情南方，畏惧北方的。
1949年南下的四野官兵，正好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
李如吉老人说，海南岛解放后，40军奉命北上，到河南驻防。哇，大家乐坏了。当兵5年了，还没见过那样欢乐、痛快的行军。
离休前为后勤学院军事系主任的辛殿武老人，是辽宁本溪市桥头镇人，1945年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