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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建老人说：
宜沙战役还没过江，就有中暑的了。开头扶着架着还想带走，后来越来越多弄不过来了，再说那是追歼战，时间耽误不得。都是新区，没有地方政府，许多地方周围还没有人家、村庄。就把中暑的人抬到路边树阴下，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一堆，尽量集中些，在那儿躺着，把姓名、部队番号写张纸上，放在背包上，等后边部队收容。
从远安西边到宜昌，过江后从松滋到宜都、枝江，一路都是这么处理的。兄弟部队也大都是这样。
李洪奎老人说：
从平津南下后，我调到团政治处当主任，湘赣战役期间负责收容。
收容队的几辆大车，开头一多半闲着，越走“乘客”越多，后来增加到十几辆也不够用了。就动员病轻的、恢复得快的，下车走，轮换着慢慢走。一说，能动弹的都要下车，那时那人自觉呀。
路边那人多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有的好些了，坐起来，见我们来了，老远就晃晃悠悠站起来。有的还昏昏沉沉的，有的迷迷糊糊爬进树林子里，爬出十几米、几十米。林子密，不透光，凉快呀。背包都在路边放着，有背包就有人，就得找到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倒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这就危险了，首先救助这种人。
过九岭山时，收容了1千多人，就是说全团近一半人进了收容队。热死5个战士，就地掩埋了。
滇军60军闯关东，冻得哆哆嗦嗦拉不开大栓。我们下江南，热得昏头昏脑成了这般模样。
赵兴元老人说：
打攸县，连打带追，我们营一天热死两个。打电话向团里报告，作训股长说全团热死8个。
当年四野南下那滋味儿，没法说。咱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到了南方酷热难耐，正负40度，那不像把人一下子从冰窟窿里弄到热炕头上了吗？那时候我们全副武装，背负几十斤，就在太阳地里急行军、强行军，追击敌人。
那时干部有两怕：一怕把部队热垮了；二怕赶不到位置，放跑了敌人。
刚到东北时，则是怕把部队冻垮了。
一保临江的小荒沟战斗，我是指导员兼连长。零下40来度，大雪没膝，深处及腰，树皮都冻裂了，咔吧咔吧直响。全连100多人，就一个卫生员没有冻伤，截肢 7个。一脱鞋掉层皮，有的小脚趾头都掉鞋里了。我的两个脚后跟冻坏了，缓过来后，一按，里边呼嘎呼嘎的，那肉都烂成汤了。
张仲先老人说：
也是小荒沟战斗，我们营冲到山坡上被压住了，在敌火下趴了20多分钟。就这么个工夫，近一半人冻伤了。冻伤比枪伤还讨厌，往周围蔓延，烂，不好治，治好了稍微冻着还犯。
赵兴元老人说：
两年后的文家台战斗，那天更冷，沈阳造、汉阳造、美国造、捷克式、歪把子都打不响了，冻住了，就加拿大机枪还嘎嘎叫，冻伤却很少。一是穿戴装备得比刚到东北时好了，二是逐渐地对那气候也比较适应了，三是有防冻经验了——这是最重要的。
李克昌老人说：
我们新四军3师从苏北闯关东，出关时已经11月底了，还是一身单衣。雪花飘飘，北风呼叫，那人都冻得哆哆嗦嗦、鼻涕拉花的。穿上棉衣也不行，江苏人哪见识过那样的冰天雪地呀！冻伤了，赶紧找柴火点火烤。有村庄，进屋上热炕头上捂被子。老百姓见了叫起来，说不行，不行，冻伤了得用雪搓，就像冻梨得用冷水慢慢缓，见火见热就完了。我们谁吃过冻梨呀，哪懂呀。一些人那手脚就完了，一烤一烙就烂了，没法子，截肢了。
到江南，中暑了，在路边躺着、坐着等着收容，有个斗笠或者雨布，多长时间也没事。在东北刮风扬雪的，行军掉队了，走不动了，一个人迷迷糊糊偎到哪儿，若是没人发现，十有八九只能冻死了。
抗美援朝前，有的部队在广西接些兵，刚发的棉衣、皮帽，他们就扔了。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需要戴皮帽子的地方，给他们解释，也不信。
抗美援朝，为什么首先让四野过江？原因之一，就是四野部队善于在冰天雪地中作战。二次战役，华东三野9兵团打得很英勇，可他们不适应严寒条件下作战，穿得又单薄，伤亡大部分是冻坏的，一些人甚至冻成冰雕了。
我是盐城人，靠海边，离长江也不远，过江后也热得喘不过气儿。连正宗的江南人，在东北待了几年，猛丁回老家了，也觉得受不了。自小在东北长大的人，正负40度，那还不像冻梨掉进了热水里？
东北虎高大威猛，华南虎是丛林之王，可你把它们对换个地方试试？
鞠海清老人说：
我们东北有句话：“穷汉子，你别欢，打春还有40天。”说的是穷人盼天暖，立春了还有40天冷日子熬。东北人耐寒没说的，可也不怕热，再热能热到哪里去？到河南时天气不凉不热的，一些东北兵还争论天冷好、天热好，过了长江就“霜打的茄子——蔫巴了”。坐在树阴凉下，恨不得扒下一层皮来，那人还热得呼哧呼哧直喘。再加上拉肚子、打摆子、生疥疮、烂裆，你说那人会折腾成什么样儿？连马都热死了，人再能抗，还能折腾过牲口吗？
有的就说趁早打仗打死算了，有的说不打死也不能再遭这份罪了。
不是“怕苦不怕死”。咱是翻身农民，又打了几年仗，什么苦没吃过？实在是遭不起这份罪了，祖祖辈辈也没遭过这种罪呀！我这辈子觉得最难熬的，就是过江后那一个多月了。
三、拉稀生疥打摆子——“东北虎”之十一
离休前为宁夏军区参谋长的戚国祥老人，辽宁抚顺市人，1945年15岁参军，南下时是47军139师炮兵营书记。
老人说：
在襄樊，还没过江，我就打上摆子了，好家伙，压上3条被子浑身还直哆嗦，牙磕得直响。心里这个纳闷呀，天这么热，怎还这么冷呀？一会儿又发起烧来，烧得迷迷糊糊的，嘴唇都烧破了。
47军东北人多，谁也没见过这阵势，医生、卫生员开头也不懂，干着急，都说这是什么病呀？这地方怎么还有这种怪病呀？
赵兴元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我们118师担任卫戍任务，临时从地方拨给我们营一辆卡车执勤、巡逻，司机是个武汉人。天热，南方人习惯在外边睡觉，那司机就在卡车上睡。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见那司机在车上挂个蚊帐。这是个什么东西呀？我觉得挺新奇，左瞅右瞅，也看不明白。从山东到东北，哪见过蚊帐呀？
通信员也起床了，那脸上、胳膊上红红的都是疙瘩，我说你怎么了？他摸摸脸，说，营长，你也一样呀。我也摸摸脸，那脸疙疙瘩瘩的，这才觉得浑身这个痒呀。回到屋子里，见墙上那蚊子呀，一个个肚子都喝得鼓鼓的。
在城里住房子，行军打仗睡野外。稻田、水塘那蚊子一群一群、一团一团的，跟你走，轰不散。在东北解个大溲，冰天雪地的，得小心冻坏生殖器。在江南，你得抓个树枝子，连枝带叶的紧扇乎。睡着了那人踢一脚都难醒，蚊子叮咬算什么？
好像是湘赣战役后，上级号召用夹被自己缝制蚊帐。武汉人躺在正儿八经的蚊帐里，还拿个大蒲扇直扇乎，那被子蚊帐还不成了蒸笼？就算睡前能抗住，睡着后还不把胳膊腿扔出去凉快了？这能不得疟疾吗？
3连一个战士，恶性疟疾，上吐下泻，不到3个钟头，那人就不行了。
邵云升老人说：
过江到了公安县，一些人就打上摆子了。有个战士不到20岁，吉林人，行军时摔倒了。我和通信员背他去师医院，路上就在我背上死了。
离休前为锦州市环保局长的孙洪瑞老人，当时是40军119师357团2营5连指导员。
老人说：
打摆子先冷，半小时、个把小时后开始发热，烧到39、40度，恶性的能达到42度。有的一天发作一次，有的隔天发作，有的三四天一次，还有一天几次的。不管多长时间一次，你上午8点，他下午3点，到时候就来“上班”了，那才准呢。又冷又热折腾你两三个小时，出身透汗，身子就轻快些了，那人就越来越虚了，脚下就没跟了。
发作起来，头痛眼花，口干舌燥，脉搏、呼吸加快，恶心呕吐，有的还拉稀。论起防冻、治冻伤，四野老兵都有一套。可打摆子这些症状，没有治疗南方病经验的医生，也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病，就算确诊了，开头也没药呀。
我是隔天一次，不轻也不重——老天爷够照顾的了。
好在不是同时“上班”。行军途中，“下班”的照顾“上班”的，大家轮流互相帮助。全连150多号人，谁何时“上班”、“下班”，连排干部和班长都有数。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