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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解放后，广西军区以50％以上兵力，守备城市和交通线，其余分散农村剿匪。恭城暴乱后，仍是如此。兵力不足，战线长，哪里暴乱调往哪里，被动应战。6月下旬，土匪再次大规模暴乱，到处扩大组织，建立政权，攻打县乡区政府。用一些老人说的话讲，是“越剿越多”。
越剿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土匪一俘即放，宽大无边。像百色地区土匪头子施胡子，捉放三次，每次都是放虎归山，继续为匪作恶。连恭城暴乱头子钟祖培，被俘后也未镇压，教育了事。
时任广西军区副司令的李天佑，认为这样不行。
在3月底召开的省委、军区高千会议上，这位一口广西话的四野名将，主张把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而发动群众的关键在于坚决镇压匪首。当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和觉悟起来的时候，当人民政权还不巩固的时候，对罪大恶极的匪首，必须给予迅速、坚决有力的镇压。有的地区未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举行基动的首恶分子，采取必要的镇压，是不适当的。
李天佑主张实行“重点进剿”的战略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不能平均分配剿匪兵力，要有重点地配备军队剿匪。军事进剿与驻剿应相互交错，紧密结合进行。土匪集中，我们即集中兵力进剿。如果土匪被击溃或分散隐蔽，我们也立即适当地实行分散驻剿。
在如何处理“民枪”上，也有分歧。一种观点是，广西民间向来枪多，一些枪是防匪自卫的，收枪要分清民枪，还是匪枪。李天佑认为，地主富农的枪曾是用来防匪的，可现在许多人成了匪首、骨干，应该把地主富农的枪收上来，转到基本农民手中。后来又主张见枪就收，因为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无论枪在谁的手里，都会被匪乱所用。民匪不分，收上来再说，打个收条，证明确属民枪后，再交还本人。
1950年8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批评广西是全国剿匪工作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的缺点。n月10日，毛泽东又指出广西剿匪镇反存在“宽大无边”倾向，限期1951年5月1日前完成剿匪任务。4天后，毛泽东再次批评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有严重缺点，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6个月内能够肃清，并要叶剑英前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①工作一时期。
①‘张”为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玫府i冷、广西军区司令兼玻委张云逸．”莫”为省委．l书记录军区创政委类丈砰．“陈”为省委侧书记陈泛远，”李”为李天佑。离休前为某兵站参谋长的骆华老人，当时是49军147师440团3营教导员。
老人说：
抓住土匪不绑，像对待正规军俘虏一样，给他们讲政策。开头他跑，趁你不注意，抱住脑袋就往山下滚。天热，敞着怀，你揪住他领子，他一扭身就挣脱了，钻进树林草丛就没影了。后来也不跑了，抓了就放，还跑什么呀？头头脑脑的还弄去县里吃一顿，嘴巴一抹，回去吹嘘一通，好像共产党把他当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惹不起似的，反倒更能妖言惑众了。
贴布告，让上缴武器，他也缴，都是些破烂，能打响就不错了。登个记，写个保证书，就算缴械投降了。有的都登记几次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不是一个连抓的，还真搞不清就是一个人。
夏发老人说：
土博乡有个七十二山弄，有土匪，我们去剿，找个向导蒙光照，是这个乡的土匪头子，哪知道呀？领我们转了一天，哪儿难走领我们去哪儿，我们成了瞎子、聋子，像电影上的日本鬼子被领进了迷魂阵。老百姓明白呀，可谁敢说呀？你今天抓、明天放的，这是剿的什么匪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那时老百姓不怕土匪，怕解放军，怕你找他，老远就躲了。土匪见谁跟解放军说句话，就是告密，杀他全家。政策不对头，咱们脱离群众了。
李俊峰老人说：
在钟山县清塘镇，碰到个熟人，是在沈阳投诚的国民党团长，叫魏江，清塘镇人，回家了。见面挺热乎，连长挺信任他，还给他支马枪。一天晚上，他来报告，说有股土匪在什么地方，我们去了，老乡说土匪刚走。个把星期后，又来了这么一次。我觉得不对劲儿，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把枪收回来就算了。他是识大局的人，共产党得天下了，他想为新中国出点力。可土匪那么猖狂，共产党只讲宽大，该杀的不杀，这匪能剿得了吗？后来我琢磨着，他是觉得两边都得罪不起，就当个两面派吧。
叶帅叶剑英到了广西，陶铸也去了，落实毛主席指示，宽严结合，开始镇压了。土匪头子、骨千、有血债的，杀。逢墟时杀，杀完布告一贴，赶墟的来了，都看，影响大，有震摄力。这么一来，情形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敢举报了，土匪不敢玩假投降了，就好剿多了。
王世轩老人说：
我们师在南宁地区剿匪，10多个县，3个团散卿哪都是，形不成拳头，对土匪也就形不成展慑。10月份开始重点进剿，情报说宾阳县大桥乡有千把土匪，师里集中两个团去打。战前动员，政治部王仲如主任讲话：今天咱们白天睡觉，晚上出发，门板不用上，铺草不用收，这次不算违巧以己律，打好背包就出发。
那时进剿，一般都是晚上出动，拂晓包围，天亮就打。土匪不抗打，一打就散，钻山，要想歼灭他，先得包围他。土匪情报快，你得神不知、鬼不觉地奔袭，才能包围他。咱们东北那山，顺山梁这山到那山，广西大都是馒头山，下了这山才能上那山。那地形人少了不行，晚上也不行，白天好搜山。
在大桥乡捉住个土匪头子韦源乡，他爬山钻洞到处藏，3天没吃喝，老百姓领我们抓到的。
大桥乡有个村子，40来户人家，不听土匪的，没一个人当土匪。这还了得？韦源乡派土匪打了一个来月，没打进去。鸟枪土锐，长矛大刀，男女老少齐上阵，快要顶不住了，我们去了。老百姓乐坏了，说大军是救星呀，没有大军我们迟早让土匪灭了，一个也活不了。村里人给我们当向导、抬担架，帮助甄别俘虏，年轻人要求参军打土匪。
刘国玺老人说：
重点进剿后，我们到大瑶山剿匪，当时我是1营代理教导员。
大瑶山位于修仁、荔浦、蒙山的三角地带，千山万壑，山大洞深，悬崖险谷，到处原始森林，你说土匪能放过这么个地方吗？号称有8个军、13个师、两个纵队，还有个什么行署指挥部，实际上成了当时全省土匪总指挥部所在地。
大瑶山剿匪的总指挥，是李天佑。1951年刚过元旦，一声令下，大瑶山周围封路封江，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路口渡口，山道隘口，更是严守盘查。没有通行证，谁也不准进山出山。
进山后，土匪到处打枪。路口有“报音筒”，把竹子从一人高处向下劈开，用绳子扯住，碰上啪嗒一声弹回去，土匪就开枪。路边埋上竹签，你往路边一躲，就扎上了。那时我们穿种厚底布鞋，东北人叫“傻鞋”，一般扎不透。山脚是春天，山顶是冬天，积雪，滑，上山下山一下子跳溜出上百米，那人钻进草裸子就没影了，大家叫“老头钻被窝”，有的摔下悬崖就牺牲了。
大军进山，土匪就散了，就以散对散。村村驻兵，一个排，或一个班，门口挂俩牌子，一边“剿匪司令部”，一边“自新登记处”。再散也有拳头，咱们人多呀，参加会剿的还有53军。还组织“飞行队”，一个排或是个加强班，都是抽调的精干人员，轻装、快速、灵活，哪里有股匪出现，立即出动。
那时连以上干部，大都在地方兼职。像我们团在修仁县，政委金更夫兼县委书记，我兼通江区委书记，营长王俊兰兼区长，副职是地方干部。区委、区政府十几个人，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清匪和反霸基本是一回事儿，因为恶瀚地主少有不勾结土匪的，许多就是土匪头目、骨干。把他们打倒了，群众起来了，土匪就活动不下去了。
大瑶山的几个大匪首，有的被活捉，有的被打死。最后一个毙命的韩蒙轩，是平（南）藤（县）昭（平）蒙（山）荔（浦）修（仁）6县“清剿”指挥所司令，这小子是个地头蛇，几次瞄住踪迹，都让他逃脱了。可他饿呀，派护兵到瑶民家要饭，末日就到了。439团一个飞行队赶去，把他打伤了。排长马海冲上去按住他，两人从几百米的山上滚下去，都摔昏了。马排长先醒过来，把这小子打死了。
李俊峰老人说：
我是飞行队长，全队30多人，有时军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