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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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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纪恩迄今精心保存着张越霞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拿出来给笔者看。电讯如下:
  “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1979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圈,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纪恩也精心珍藏着张越霞送给他的照片。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7)
张纪恩告诉笔者,解放初,他从上海去北京出差,去看望张越霞。张越霞曾请他到北京吉祥剧院看越剧。张越霞解放后来上海,一下火车,也就来看他。那时博古已经去世多年,他曾想与她恢复夫妻关系,但是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终于无法“破镜重圆”。
  张纪恩还说,几年前,他回到浙江浦江。张越霞老家对他的称呼仍是“姑夫”。
  张纪恩说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前来访问他的前因,颇为出人意料……
  那是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
  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瑗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张锡瑗这名字,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是非常陌生的了。张纪恩却很熟悉张锡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邓小平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1928年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两年后,张锡瑗难产而死。
  此后,和金维映结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金维映离去。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合。
  第三次,1939年9月,在延安和卓琳(本名浦琼英)结婚。
  张锡瑗是邓小平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比邓小平小两岁,中###员。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当秘书,恰巧张锡瑗也从莫斯科来到武汉。此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调往上海工作,张锡瑗也调往上海,而且是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这样,邓小平便在1928年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他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出席。
  后来,张锡瑗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瑗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8)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
  

为戴厚英写《非命》(1)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四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过去“批判”《人啊,人!》 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1996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我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该刊在第十期发表了。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是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她的人品,她的作品特色……一句话,我关注的是她的“心路历程”。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为我的纪念戴厚英的文章加了如下编者按:
  著有《人啊,人!》 、《诗人之死》等长篇小说的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8月25日下午在家中惨遭杀害。
  戴厚英是自1978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她的文学作品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过浓,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评。
  戴厚英近年来在政治和文学创作上较低调,主要耕耘领域集中在文学理论等课目上,并且对佛学产生兴趣,著述颇丰。
  戴厚英出生于1938年,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上海大学文学院。
  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文学创作和个人情感上遭遇过多重创伤。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是戴厚英生前好友,曾数度采访戴厚英。如今,叶永烈那些采访戴厚英的录音已成戴厚英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本刊独家约请叶永烈撰写三万字长文,追踪戴厚英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她此生走过的心路历程。文章将由本期开始连续刊出。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十期,又加了如下编者按:
  上海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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