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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敏锐地觉察到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内”，“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一起到陈独秀家进行规劝。8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规劝陈独秀。陈独秀运用自己过去的影响，于9月下旬组织小派别反对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郑超麟说：“我未曾被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以后我也被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
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后的一个月——12月15日和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郑超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完全站到陈独秀的阵营之中，成为中国托派的一员干将。
郑超麟这么回忆：“1927年下半年以后逐渐离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1929年后即完全转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
我本以为，托派就是托派罢了。通过郑超麟的叙述，方知中国托派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派系之争。
原来，在中国托派之中，存在过“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纷争。所谓“正统派”，以史唐为首。史唐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跟苏联托派取得直接联系，并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参加了苏联托派的反斯大林游行。不久，他被遣送回国，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称“我们的话派”。他们因为与苏联托派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自视“正统”。
陈独秀派从中共中分裂出来，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但“正统派”以为陈独秀乃“老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投机”来了，故加以拒绝。于是，陈独秀派不能成“正统”，便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无产者》，称“无产者派”。郑超麟属于这一派。他说：“《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
在“正统派”中，刘仁静是一大头目。他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中国时，特地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会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带来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托派的纲领。刘仁静不同意“我们的话派”拒“陈独秀派”于托派门外的做法，于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十月》，称“十月派”。
此外，还有一托派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称“战斗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一百二十人；“陈独秀派”一百人；“十月派”五十人；“战斗派”三十人。四派总共三百多人。
“陈独秀派”被逐出共产党，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可是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相比。
闯入托派禁区（8）
托洛茨基来信了。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
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经过多次的谈判以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郑超麟一跃成为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而彭述之仅为候补委员，尹宽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郑超麟说及其中的原因，回忆道：“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让）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正准备跟中国共产党较量一番。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七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五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共产党，同样要加以消灭。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十五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病死于国民党监狱。“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两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共产党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8月，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在郑超麟先生的卧室墙上，我看见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儿子约莫六岁，穿西装。我问及他们家庭情况。
他告诉我，妻子叫刘静贞，结婚多年未育，直到他1937年出狱，妻子才怀孕。1938年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用以纪念他出狱，获得自由。出狱后，他在上海一边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一边靠译文为生。他懂英法德俄四国外语，还懂世界语，他当时翻译了许多国外小说，以稿费维持全家生活。
郑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小说给我看，那是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诸神复活》，署“绮纹译”。他说：“绮纹，是我的笔名。”这部译著，有五十多万字，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手头保存的，是台湾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本，硬皮精装。
他还告诉我：“当时，我曾把自己的译著送给傅雷，傅雷也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我。”
闯入托派禁区（9）
1945年，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弗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七岁！
郑超麟曾这么说及：
“我1937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打击。”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举行他那一派托派的“建党大会”。陈独秀已于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郑超麟没有参加彭述之一派的大会。
解放后，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作为托派骨干分子被捕，关押于上海。“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虽说郑超麟恢复了公民权，而且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他毕竟身份特殊，所以他的活动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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