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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很多人跟我谈起此事，都是“听说”如何如何，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看胡乔木的？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这一重要史实。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本来，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去看胡乔木。当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说，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而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冲击胡宅，则由于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当时在这个学院学习。
“停车！”毛泽东见到“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中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5）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二十五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里十二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跟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关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望胡乔木一事，经过采访几位当事人，经过比较、核对他们的回忆，终于弄清了。
《毛泽东与胡乔木》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胡乔木》。改名的内情，说来颇为奇特：倘若用《毛泽东与胡乔木》作为书名，因为有“毛泽东”三字，必须报审，而改为《胡乔木》，由于胡乔木的最高职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报审——按照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传记要报审。这本书的香港版则仍用原书名《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批照片。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三百册《胡乔木》，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1999年，这本书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文集》，书名改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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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1）
照相机里的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完。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一米五，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戴红星帽的老太太，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1993年11月，她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四十六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十二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十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十七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陈琮英这次被捕，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