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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小的中国妇女批评他，借着酒力，拔出手枪，朝天啪啪开枪，吓唬她。谁知刘英不怕他的恫吓，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报告。王稼祥来了，批评了李德。这时，李德才不做声，不耍酒疯。从此，李德见到刘英，爱理不理的。刘英呢，只要你违反纪律，还是照样批评。
刘英还提及了邓发，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邓发跟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同机遇难。邓发是水手出身，会做一手好菜。在延安时，邓发常常“露一手”，比如他做的“白斩鸡”，确实又嫩又鲜。不过，他在肃反工作中过“左”，误伤了不少同志。这样，在中共“七大”时，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虽然如此，他仍积极工作。毛泽东也给他许多鼓励。不料，他突然死于空难，才四十岁。
跟刘英结束了长谈，向她告别之际，我对这位“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的长辈，充满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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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1）
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二十四岁，叫董边；新郎二十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田家英夫人董边向我讲述的故事。
我去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头一回是在1988年隆冬，我在北京给她家挂电话，不巧，她去南方休养了。
1989年9月我去北京，一打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正是她的声音：“欢迎你来！”
9月16日下午，我应约去她家。她住在一幢高层公寓里。客厅内一大排玻璃书橱，整整齐齐竖放着一本本书。
已经离休在家的她，患哮喘，但谈锋甚健，一口气谈四个来小时，常常朗朗大笑。
她向我详尽地回忆田家英。那天没有谈完，17日我又去作录音采访，她再度回忆往事……
我在采访董边时，顺口问了一句：“在家里，你喊他‘家英’吗？”
不料，这句话引出她与田家英奇特婚恋的话题。
“不，不，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喊他家英。只有现在，跟别人谈起他，才说‘家英’、‘家英同志’。”董边说道。
“你在家里喊他什么呢？”我追问。
“喊他‘田鸡’！”她答。
“‘田鸡’？！”
她哈哈大笑，笑了好久好久，把话题拉向那远逝的岁月……
田家英并不姓田，本名曾正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翌年——1922年1月4日，他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
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的泥沼。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在母亲病逝之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在药铺里当学徒。
贫困是砥砺意志的磨刀石。失学的他，在帐子上挂起对联，表达自己的心愿：
走遍天下路，
读尽世上书。
1935年，只有十三岁的他，开始向报刊投稿。他取了好多个笔名，田家英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他在报上发表散文，也写点诗、小说及书评，得到了一些稿费。他在十四岁考入成都县立中学，继续求学。一边读书，一边仍用田家英这笔名发表文章。十四岁的他，已经显露出才华，也显露出超人的意志。艰难人世，使他早熟。他的同龄人尚在一片混沌之中，他已能在迷雾中判明正确的航向。年仅十四岁，便加入了“海燕社”——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
十五岁那年，他加入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的外围组织，简称“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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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2）
在加入“民先”不久，他便要求奔向那光明的所在——延安。中###员侯方岳为他办理了前往延安的手续。中共早期领袖人物赵世炎之姐赵世兰，亲笔为他写了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及延安的介绍信。于是，十五岁的田家英便进入了红星照耀下的圣地……
到了延安，几乎没有人知道曾正昌其人——他改名田家英了。从此，田家英这笔名成了他的名字，而他的原名倒鲜为人知。后来，另一个也叫田家英的人进入延安。为了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麻烦，那个田家英改名为陈野苹，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田家英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延安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成仿吾。
在陕北公学学习才几个月，1938年2月，十六岁的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田家英结束了学习，被组织上留在陕北公学工作。他最初的两项职务，便显示出他日后的特色：一是担任中共陕北公学总支秘书——他办事细致、认真，后来被毛泽东看中，毕生从事秘书工作；二是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喜欢文史后来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兴趣。
一年之后，田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习了一年，留在那里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
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兼任，副主任为陈伯达。下设几个组，政治组组长为邓力群，国际组组长为张仲实，等等。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选拔研究工作人员，总共大约选了四十来人，其中有十九岁的田家英。田家英分配在经济组，后来调往政治组。在那里，田家英结识了董边——她在政治组。
其实，董边也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过，该算是田家英的同学，但是那时他们不认识。
董边，这个1918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姑娘，有着一番传奇经历：
她的父亲是商人，“二掌柜”。她的母亲，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她的父亲非要个儿子不可，讨了小老婆。这时，她的母亲又怀孕了。父母都盼望着这一回生一个儿子。母亲临盆了。当时山西农村的习俗，生孩子时蹲在尿盆上分娩。一看生下来的又是个丫头，母亲失望了，盖上尿盆的盖子，不要这女孩。幸亏给隔壁的崔大妈知道了，从尿盆里救起这女婴。崔大妈说：“丫头也是人呀！”这个女婴便是董边！
不过，由于在尿盆里受凉，被崔大妈救起后放在炕上也没人理会，女婴挨冻，从此落了个病根——哮喘。直至今日，哮喘仍折磨着董边。
就因为是丫头，董边从小就受气，母亲也受气。董边心中憋着这口气，发誓要为妇女争气。她的两个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嫁人了。她在村里没念完小学，却一定要到城里上高小。父亲不答应，她就在家里绝食，非达目的不可。父亲无可奈何，只得送她到忻县县城里读高小、初中。后来，她还到太原女子中学念高中。
太原毕竟是山西省会，使她的眼界大开。她开始读胡愈之夫人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读《世界知识》、《东方》杂志，思想日趋进步。后来，她到山西临汾，投奔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担任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女生队长的，是###的夫人李伯钊。李伯钊收下了董边。这“学兵队”，是训练青年的学校，大约有六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