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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职后面都加了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为副处。无须辨别级别是在哪个层次，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有个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组织认可他们，依然把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
在联想日后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柳传志一直坚持这样的态度——不和传统的制度分道扬镳，不离开计算所这个大家庭。
1985年12月，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柳传志不同意，他自有考虑。他不想扮演一个叛逆者的角色，联想的更好发展离不开计算所这个母体。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
而历史也证明了，他的眼光是长远的。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以其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同时获得中科院开发局的担保。再如，1985年1月21日，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将科学院拥有的外汇额度中的20万美元，批给这家公司使用。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进一步开发利用，如KT8920大型计算机、“汉字系统”等。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业绩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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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爷”时期的迷茫，第一桶金来自何方？（1）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柳传志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企业家生涯是从“倒爷”开始的。
公司刚成立，一切都在摸索中，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去做些什么，即使是当时公司的三个核心人物——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也是如此。
柳传志摸不清楚自己心里到底想要干什么，更摸不清楚所处行业的行情。他跑过几个地方，打听人家需要什么技术上的东西，当然，打的依然是计算所的旗号。然后又在计算所贴出了公司布告，说如果有科研成果需要转化，可以代办。一切都无果而终。
“迷茫”——柳传志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处境。
公司员工要养家糊口，还要活动费用，那就随便看看公司能卖什么吧。柳传志隐约知道，那时候整个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就这样，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公司的人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的“倒爷”。他们倒卖过旱冰鞋、运动裤衩，也有好歹与电子技术相关的电子表、电视机、冰箱之类的。
柳传志当时负责进货。有一次他和同事带了1 000块钱去深圳，他在40岁之前一次存款最多时是80块钱，所以他很小心：“我让老婆缝了个口袋，把钱缝在裤子里，但买东西时得提前解裤子，不能只顾安全，忘了这事，否则会非常难堪。”
当时的环境很复杂，骗子防不胜防。柳传志也多留了个心眼，做买卖时小心得很，可最后还是栽了。
一个同事汇报说，江西省妇联手里有彩电批文，需要打14万元过去。柳传志叮嘱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才能汇款，手下人兴致勃勃地说自己亲眼看到了大批彩电，一点不假。公司的人都相信赚钱的机会终于来了。
作为这次大买卖一方的买主，他们汇了14万——20万原始资金中的14万。可他们被骗了。彩电在汇款前的确是存在的，钱一汇去就没有了。
柳传志从没有如此束手无策过。
整件事来得太快了。用柳传志的话说就是，这么多钱再也找不着了，连个浪花都没有。公司那么多人所寄望的大买卖，就这样卷走了最初的资本。没倒卖东西前，走科研成果推广的路行不通，公司的支出已经很紧张了。14万被骗后，大家都蒙了。
这件事的后续，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段子，曾被戏称为中关村的“十里相送”。两位主角当然不是梁山伯祝英台，而是柳传志和王树和，其中的辛酸苦辣也只有他们二人能体会。14万被骗后的一天晚上，他们俩又是绞尽了一天的脑汁还是没有思绪。天色已晚，他们也饿了，在中关村一家面馆边吃面条边聊。王树和住在林业学院，柳传志说“我送你回去吧”，两个人就在晚风中沿街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王树和家，王树和说“我再送送你吧”，两人又往回走。来来回回已经记不清几次了，柳传志只记得走一趟也得一个多钟头，他也记不清楚是不是当时想出了解决办法，但他清晰记得的是，那段路程中的无奈和同病相怜。
14万被骗，困惑、彷徨，努力想要寻找出路的感觉，交杂在柳传志的心中。
柳传志回顾自己的受骗经历时说，钱这样个丢法，并不是最折磨人的。什么事打击最重呢，就是钱丢了，从发生到发现到追回来的这段时间比较长，这才是真正的折磨。比如300万被人挪用的那次。
柳传志说：“我被人骗过若干次，还有一些别的风险的打击，那次的商业风险真是永生难忘。那是1987年，我们已经有一定能力销售电脑和汉卡了，但电脑都是用人民币在北京买，谁有就买谁的，其实也是倒买倒卖。有些人有批文、有外汇或者有胆量，在深圳直接用人民币换成外币从香港直接进口，那个利润比在北京拿人民币买二手货高多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倒爷”时期的迷茫，第一桶金来自何方？（2）
销售渠道畅通后，柳传志当然不甘心受这份盘剥，他决心直接进货。在香港他谈妥了合作对象，一家叫导远的做IBM代理的公司。双方说好了，4月底前如果能够买500台机器，价值共约100万美元，柳传志他们就可以拿到40％的优惠折扣。柳传志在最短的时间内部署好了人员的分工，这其中最难的就是到深圳找到一家进驻公司，用人民币买它的批文和外汇。
最难的工作，自然留给了自己。柳传志带人到了深圳，经人介绍认识了几家潜在的合作公司，其中一家的老板是潮州人。那人是做进出口的，说得很肯定，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是什么比价，给他钱他就替你打到香港，然后你就在那儿等着买机器。当时1美元约合6块多人民币，柳传志先把手里300万美元的支票开给了他，还留了一个同事跟他联系。公司事儿多，柳传志不能久留深圳，他叮嘱同事随时汇报情况。
却没料到，他这一走，就断了音讯。问同事，只回答说没办好，办好了再告诉您。柳传志一听坏了，忙说：“办好了就没事了，进展到底怎么样了，赶紧给我催一下。”同事随后去找那人，不在办公室，就连公司也没了，原来那就是一个人一间房的“皮包公司”。
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就像天打五雷轰。那天我手表都没戴，穿着双凉鞋就去了机场，当时机票很难买，托人买机票去了深圳。那几天不停地找那人，查到最后只知道他姓林。后来实在没办法，只能顺着谈生意的那条路打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终于知道他家就在我们住的沈阳宾馆不远处，但具体是哪个房子不知道。我决定晚上在那蹲着等吧，反正他要回家，连等几天，守着他就能逮着他。
“连续等了几天，那人一直没露面，但几天后他让人打电话给我们的同事，估计是听说了我们蹲点的事。他约我们在沈阳宾馆的一个咖啡厅里见面，抓住他的时候，真是拿砖拍他的心都有了。但他不肯把钱拿出来，倒是抛出一句话——‘柳总，我不是要把你的钱卷走，我就是挪用，当时给你定的6块钱便宜你们了，我给挪用了。’” 柳传志哭笑不得。没办法，钱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只好问他什么时候还。
柳传志记得自己当时还吓唬那人，说你们家在哪儿我也知道。那潮州人说：“你放心，一个礼拜，人民币还给你，美元根本没办法换。”
为了不耽误4月底完成的事，柳传志只得另找合作的公司，后来又经过很多周折，终于办成了。这件事前前后后不到20多天，但真不是一般的难熬。
柳传志回忆说：“钱丢了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李勤，他是负责筹那300万的，这一说他也吓坏了。那段时间我们根本睡不着觉，常常在晚上一两点吓醒，心狂跳不已，像做噩梦一样，连续几天心一直这样跳，后来钱追回来了，还是连续几个月不能睡觉，到后来就完全不能睡觉，就有点发呆了，说话也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后遗症就这么落下了。回想起那段日子，柳传志觉得心里挺受煎熬。因为那时家里还有个重病人，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