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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荒诞感减弱了许多：我似乎触摸到了这些农民“的哥”的所欲所求和喜怒哀乐。其实，30年前，我在中国当兵时，接触的战友，绝大多数也都是农村兵，我知道他们想什么、要什么，尽管那个年代他们欲望的实现渠道是入党、提干、留城，但也算是一种“城市化”冲动吧。
“来，咱们换一个桌子，与我的老板一起喝点儿酒。”老周捻灭了快烧到手指的烟头。
“我在深圳开的士，开了十多年，现在已经在深圳买了房子。我老家是湖南攸县，农村的。深圳一半以上的的士司机，都是从我们攸县来的。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起干这一行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初中毕业后就没干过一天农活，我走南闯北，先是打工，后来做小生意，但干了多年也没赚到什么钱。有一次，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城市，一个人高马大的顾客欺负我个小，拿了货，不给钱，我火了，噌！我扯开了夹克拉链，露出了身上绑着的短刀和火枪：‘你晓得老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吗？你晓得老子天天和什么人打交道吗？’那人吓得脸刷白，扔下货，撒腿便跑。但我也有些后怕：万一他叫来警察怎么办？我收拾起货，拦住一辆出租车，对司机随便说了一个地名，便人货一起上了车。车到了，司机一说价，我傻了。这么短的路程，他竟敢收这么多钱！我把当天赚的大部分钱都给了他之后，突然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开的士？我为什么不能赚这个钱？后来，我来到了深圳，用打工和做小买卖赚来的钱买了辆车，干起了这一行……”
──深圳一出租车司机
我们换了一个桌子，坐到老周的“老板”和另外一位河南司机的对面。所谓“老板”，其实也是同样来自农村的普通“的哥”，只不过因为在广州开车年头久，自己买了车，而老周刚来广州不久，买不起车，只好租他的车，与他轮班开车，因此尊称他为“老板”。
“张生”进了厨房帮忙，他妹夫端上几盘烹调简单但尚可口的炒菜和凉拌菜，他妹妹则提来几瓶啤酒。老周给我面前的塑料酒杯倒满啤酒，也不劝酒，就与“老板”和老乡唠起家常来，普通话又换回河南话。
席间，“老板”得知我是记者，也用“河南普通话”向我诉起苦来：“我们河南人在广东名声不好，作为出租车司机，我们也处处受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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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农民“的哥”（4）
另一位司机也加入进来：“现在广州出租车行业也在搞本地化，想方设法排挤外地农民司机，尤其是河南司机。但这一行工作太辛苦，工作时间长不算，交了份儿钱后，自己也落不下多少钱，所以广州本地人不愿干，挤走外地人后，广州的出租车行业肯定瘫痪。”
为了安慰他们，我讲述了我在深圳遇到的那位湖南“的哥”的故事，但一直没有插话的老周突然打断了我：“他十多年前起步，在深圳开出租车，但今天的情况早就不能与十多年前相比了，现在不管在广东什么地方，开出租都不那么容易挣钱了，油价、气价一个劲儿地涨，交给公司的份儿钱却仍然那么高，”老周指了指另外两位，“像他们这样还算年轻的周口司机，别说在广州买房子了，就是养家糊口都很难。”
“老板”给我续满了酒，他们三人一起举起塑料杯子：“来，干杯！”
老周把满满的一杯啤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猛吸一口烟，然后，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反正是快入土了，供完儿子上大学，老子就不干了，回农村老家去……”
（注：文中出租车司机的姓名均为化名。）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1）
“我给你照张相吧。”采访结束时，我提议。
“怎么照呢？”一直颇为放松的邱启光顿时拘谨起来。
“你还是坐在董事长办公桌后吧。”
邱启光从命，离开采访时坐的沙发，来到办公桌后的高背黑皮转椅中坐下，两手伏案，端肩挺胸。他背后的墙上挂着镶着玻璃镜框的横幅大字：“诚信为本”，大字下面是同样镶着玻璃镜框的毛泽东画像。
“笑一下。”我准备按下快门。
邱启光不肯笑，依然正襟危坐，一脸虔诚。他没觉得背后“诚信为本”的企业经营之道与毛泽东画像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
邱启光信奉“以诚待人，以信经商”的哲学
但他不知道，如果他在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从一个农村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转化，他是会被送上批斗台的；他也不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壁垒森严的城乡隔离制度的松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批评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所驱动的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潮，他也不会成为东莞一家资产过亿的企业的老板，而只能是福建山区的一个土中刨食的普通农民。
也难怪，”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邱启光才刚刚四岁；也难怪，在邱启光进城打工和创业的年代，毛泽东画像已失去其意识形态的含义，成为中国百姓发财致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今，作为中国国家一级资质企业──亿鑫钢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启光在东莞市企石镇上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名人：他的企业是企石镇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经常来他的企业“视察”；镇上新建成的五星级酒店，专门有一间以他的企业命名的餐厅“亿鑫厅”；他从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传奇经历，刚刚作为东莞市电视台“创业故事”栏目的开篇之作而隆重播出；听说“外国媒体”专程从英国派遣记者采访“邱总”，企石镇电视站还派出了强大的电视报道团队，打算拍摄“邱总接受外记采访”的全程经过……
我虽然婉言谢退了企石镇电视站的电视报道团队，从而避免了采访者自己被采访的尴尬遭遇，但我仍然对邱启光企业的规模之大、邱启光办公室的富丽堂皇、邱启光副手的侃侃而谈印象深刻。然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创造了上述这一切光鲜亮丽成就的人，却是一个朴于外表、拙于言辞、听上去、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副手的农民模样的邱启光。
不要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有无奈，只有悲情，农民工中只有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只有山西黑窑的奴工。在我短短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同样是进城农民，我既遇到了深圳的拾荒者老范，也遇到了东莞的企业家邱启光。如果说农民“的哥”算是进城农民的中层，那农民工出身的老板肯定属于进城农民的上层了，至少是他们中间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用在邱启光身上非常贴切。虽然他朴于外表、拙于言辞，但他很有志向，很有想法，他不仅做事认真，做人诚恳，而且自有一套结合了农民式朴实和企业家式精明的为人处事哲学。
邱启光1972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一个普通农家，因为家贫，他初一没念完就辍学了。但邱启光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做农民。
他回忆说：“小的时候，每逢暑假，我父母就带我干农活，我不去，他们说，你这么小就这么懒，好吃懒做，我说，我去做点儿小生意，挣钱更多，赚了钱，可以请人做农活嘛。”
从小就想做生意的邱启光，15岁就离开了农村老家。16岁的时候，他就卖过西瓜，“知道了做生意的技巧”；18岁的时候，他又卖过服装，却“亏得一塌糊涂”。因为没有经验，因为没有本钱，青少年时期的邱启光，更多的是出卖体力，打零工。为了生存，他什么活都干过，但他干得时间最长、后来也是因此起家的工种，却是建筑行业中的泥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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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2）
有趣的是，邱启光与我在深圳采访的拾荒者老范至少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曾经干过泥水工。但后来，他们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范比邱启光更善于言辞、更知多识广，但两人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从言谈来说，老范健谈，但话里话外透着一种宿命论的无奈，邱启光拙于言辞，但语气却非常倔强，从不认命；从经历来看，老范一直被动地任由命运之手推推拉拉，邱启光却从15岁开始就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20岁之前，邱启光在福建做买进卖出的零售生意都亏钱，他只能靠在建筑行业中零零星星干点儿泥水工的活来维生。真正使他命运发生转机的那一个“拐点”，还是他来到广东东莞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