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曹教授一边说，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的劳动力为什么那么便宜？正确的回答是：中国的农民工在家里承包了土地，他们的收入应该是承包地的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如果他们没有承包土地的收入，那工资必定要上涨，否则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土地承包制的安排，其重要性就在这里，第一，它可以降低工资，第二，可以维持社会安全。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心里琢磨：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三农”问题调查名著《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也在为农民工的低工资辩护？
曹锦清似乎猜出了我心中的这个疑虑：“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
他又续上一根烟，“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有的条件，不是善心一发就可以自动具备的，它确实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大制度性安排。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大制度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呼吁彻底取消，曹锦清也承认，这两大制度的确带来了许多弊病和问题，但他更强调这种制度安排的正面效应：“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变化，却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社会治安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城市也没有拥挤到爆炸的程度，而且农村经济也在缓慢地、但持续地发展，大量的打工者的汇款也流到了农村去，维持了农村家庭经济的运转。”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学者章铮和李敬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也间接地证明了“农村老家有一块地”的重要性。这两位学者在其合著的论文《民工流动和乡村中年失业》中指出，所谓的“民工荒”，其实确切的说法是“青年民工荒”，因为那些雇佣农民工的非国有企业只需要青年民工，而不需要乡村中大量存在的中年剩余劳动力，而当现在在城市务工的青年民工进入中年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将失业，因而不得不回乡。
按照曹锦清的说法，由于中国的城市政府绝对没有相应的财力为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此时便突显农民所承包的那块土地的社保功能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户籍与土地（3）
针对刘开明等学者“让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呼吁，曹锦清的回应是：“想把农民工变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但做不到，例如石家庄曾经放开了户籍制度，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无保障的巨大落差。”
所以，曹锦清并不怕被人误解为“不平等的辩护士”，其观点非常鲜明：在目前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全国的情况下，他反对匆忙取消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但刘开明认为，这个顺序应该反过来：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再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网络。
“废除户籍制度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给所有的人提供一致的低覆盖的社会福利。”刘开明说。
刘开明认为，目前的制度安排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超过正面效应，而其中最为负面的后果是，那些像候鸟一般往返于城乡两地的农民工，其社会地位和心理预期不是逐渐上升的，而是不断下滑的：“农民工应该都是中国农村的精英，其中60％没有任何农业工作经验，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他们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工厂，应该是很快地正规就业，非常好地努力向上发展，但目前中国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让他们不能向上发展。他们做到一定程度，一般3到5年就很厉害了，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你不属于这里。他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是走到哪里去？制造业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上升，他们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但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最后作小生意，但每个人都只知道开小饭铺、小发廊，又把竞争价格压低了，又赚不到钱，越走越低。我们在河南做调查，很多农村里年轻人都在制造业中出卖体力，中年人在城市里拾垃圾，年纪大的，如果家里盖了房子，就不出去了，但如果小孩还没有娶上媳妇，就出去乞讨。这是非常悲哀的。”
刘开明虽然自己是文学博士，但他特意向我强调，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是从广西的一个普通农家通过考大学考进城市来的，他家中也有人是农民工，在城市出卖体力。据《经济观察报》的那篇报道称，刘开明之所以选择深圳福田区车公庙安华工业区内这栋老旧的厂房，作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地点，除了租金便宜之外，还有一个用意：“他想让他的30多名员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们的服务对象——工人——当中去。”
当我结束采访、向他告辞时，刘开明提醒我：“我们这个楼是有电梯的。”
于是，他把我送到电梯口，等着电梯缓缓地升上来，等着它很不情愿地打开沉重大门，等着我遁入这部气喘吁吁的“大货梯”。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1）
北京的夏天来得越来越早了。还是五月份，整个城市就热得让人躁郁不安，空气中仿佛窜着无数条火龙，不留意之间，就窜进了你的鼻孔、你的喉咙、你的肝脾……
但不管是早至的热浪，还是户籍制度的制约，无论是好心人的担忧，还是歧视者的白眼，都未能阻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在北京，他们无处不在：你去餐馆吃饭，你在发廊剪发，你去小摊购物，你在街头拦车，你途经建筑工地，你走过天桥地道，你都会遇到操各地口音的“乡下人”。
那天也很热。我走出酒店，阳光白花花的，扑面而来，照得我睁不开眼。待我双眼适应了强烈的光线，我才看清，酒店前的绿化带上，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顶着太阳，正在挖坑种树。
我走上前去，与他们聊了起来。他们来自河南，都是一个村的。
“我今年23岁，来北京两年了，一直做绿化工。”一个光着膀子的青年接过了我递的香烟，“我17岁就出外打工，一年一个地方，去过大连、上海、宁波、青岛。”
“为什么一年换一个地方？”我好奇地问。
“农忙的时候，我就辞掉工作，赶回家帮助父母干活，农闲的时候，就投奔老乡，出外打工。老乡在哪儿，我就去哪儿呗。”他嘴叼着烟，双臂倚着铁锹，“离开青岛后，我回家结婚，结完婚，我就来到北京，两年一直没回去过。”
“两年没见过老婆？”
“没见过。不过，今年农忙时，我打算回家。”他深吸了一口烟。
如果说人类从四处迁徙的采集…游猎生活方式转为村落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巨变，那么，由英国工业革命肇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生活方式巨变。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Clark）在他的新书《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词有部分的误导性，并未全面地概括人类生活方式第二次巨变的性质，“自从1800年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幅并不亚于其它经济部门，没有农业的大幅改善，现代经济增长便绝无可能。”
在这次巨变之前，人类大多数社会都有70％至80％的人口务农，而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某些现代化先行国家才能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以很小比例的农业劳动力养活绝大多数的非农人口。
英国第一个完成了这种转变。19世纪末，英国农业人口下降到20％，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一比例进一步急剧下跌：20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因为如今英国大约一半的粮食是从国际市场上买来的。但即使在今天的粮食生产大国美国，务农者也不过是全国人口的。原因很简单，根据克拉克的说法：“如果我们有自由的粮食市场，那么，今天的世界只需要2％的人口务农，所有人就会有饭吃。”
“城市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