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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在此期间，在华日军正依据其新的军事战略开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2个骑兵旅团）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团、1个支队；华南第2l军有3个师团；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团陆续调回国内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替代回国部队。至1939年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这些部队被分为4个战略集团，并规定了其各自的任务。
为加速中国事变的解决，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部在关于北进还是南进问题上一直争吵不休。10月，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组阁后，反复强调“中国事变的成果不能动摇”。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明确表示：南进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极为必要的措施”。这样，日本在1941年夏秋之际再次调整侵华战略，在准备南进的同时，继续向中国大举进攻，以期早日结束中国事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最终解决中国事变。
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便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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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整战略方针
日东条英机（前排左三）内阁成立。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时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这个方针的特点在于，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对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虽然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亦即保存实力，这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一直强调的核心问题。
按照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战略方针的要求，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此次全国共划分成第1、第2、第3、第4、第5、第8、第9、第10战区；敌后新设鲁苏和冀察战区。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其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
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武汉会战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着重从政治上进行诱降。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妥协求和的空气再度上升，对此，五中全会在其宣言中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表达了坚持抗战的意向。蒋介石也在题为《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中，批评了对日和平的倾向，表示要坚持抗战。不过，蒋介石虽然当时反对对日妥协，但并未完全排除与日本谈判求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提高。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战区和第2战区，准备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
此次冬季攻势无论是作战规模，还是军队的战斗意志，均大大超出日军意料，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为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探求日后抗战方略，1939年10月末至11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一定要切实执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第二期抗战军事战略。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欧战爆发后中国应采取的战略。他说：“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与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
在1939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蒋介石重申了一直要打到欧战结束的战略思想，并强调在此期间，中国要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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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11军的任务
第三次湘北大捷，第9战区司令薛岳在前线接待外国记者。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中指出：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而应划分以确保安全为主的治安区和以粉碎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应以华北要地及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华中三角地带，作为需要迅速恢复治安的地区，以武汉、广州地方作为作战地区，分别配备一个军的兵力，使之成为在政略和战略方面压制抗日力量的后盾。
根据上述原则所制定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中做了如下规定：
在武汉地区配备一个强大的作战军，以压制洞庭湖、长沙方面敌军主力，对集中之敌及时予以反击，以挫败其抗战意图，但应力求避免扩大战局。
这样，驻在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第241号命令：要协同海军确保自岳阳至长沙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打击敌主力部队，摧毁敌之抗战意图；作战地区大体上限定于安庆、信阳、岳阳及南昌之间。
此后，该军“即作为配置于重庆军主力部队四周的惟一纯野战军，承担摧毁中国主力部队的作战任务”。
武汉会战后，日军华中派遣军战线进一步拉长，一部分北起合肥，中经芜湖、宣城，南至杭州的连线以东地区；一部分以武汉为中心，北至信阳，西至安陆、应城，南至岳阳，东至九江附近地区。
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在撤销第2军时，华中派遣军将其所属的第13、第16师团及派遣军直辖的第3、第9师团，均转隶第11军，使第11军兵力扩大到7个师团（即第3、第6、第9、第13、第l6、第101、第106师团）。至1939年7月中旬，第9、第16师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