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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星期,到了发榜日期。他本来是想,如果万一考取的话,一定是名字列在最后。所以他不敢从第一名看起,而是从最后一名倒着往前看。他说:“看了一大半,没有我的名字。我从头上冷起,一直冷到腿上。快要冷到脚尖,倒下去的时候,看到第四名却是我的名字。”10他说,他疑心是做梦,便把舌头重重地咬了一下,感觉得很痛,于是他知道不是梦,是真的。周佛海就是凭着他的这种机灵,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以后的飞黄腾达,也是靠了他的聪敏,但他最后堕落成卖国巨奸,也可以说是过于“聪敏”的缘故。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时中国指定了五所日本国立的学校,即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所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帝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凡是考取这五所学校之一的,都给官费。五所中以一高的学生最为神气,戴一顶两道白圈的制帽,披一件披风,脚下却穿一双木屐,在街上大摇大摆,昂首高歌,略略做出一些出轨的事,不但警察都不去管,社会人士,还认为可爱。周佛海既然考取了一高,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已不成问题了。他可以求学,一直到帝国大学毕业了。他为此很是得意。
周佛海虽然是生活在山野农村,但经不起城市享乐生活的诱惑,在花钱上,出手不凡。他到东京时,本来是准备了一年的生活费用,但是到了12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就把钱用光了,结果,不得不依靠中国公使馆的接济。而在他刚刚被一高录取,便立即向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处预支了一个月的学费,到房州去避暑,去洗海水浴。一直等到学校开学,才回到东京上学。
东京一高,实际上只是预科。经过预科一年的学习,才能被正式分到高等学校学习。当时日本只有8个高等学校。毕业时,周佛海便选择了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经过两年的学习,1922年秋,周佛海便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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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社会主义”(1)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掀起了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潮。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列宁主义学说,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在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和*主义的思潮,非常澎湃。
周佛海进入东京一高以后,由于深受社会主义与*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刺激,因此,在完成规定的功课之后,用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去阅读这一类的杂志和书籍。当时,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联盟成立之时,他对国际情形也很感兴趣,因此,他用了不少时间去阅读有关西洋历史及国际情形的书籍、杂志。周佛海勤奋而又善于思考,在阅读国际问题书籍的过程中,有了不少心得,一时高兴,便作了一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并推测其趋势的论文,投寄到上海《救国日报》。这是由留日回国学生办的报纸,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周佛海是第一次写论文,文章虽然寄出,但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但是,想不到居然被刊登,而且博得好评,连中学时代的史地教师邓竹铭先生,也从家乡寄书予以赞扬和鼓励。
在人生的旅途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迈出人生道路起点的青年来说,首次事业的小小成功,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鼓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追求。处女作的成功更增加了他写作的兴趣与勇气,此后他勤奋写作,在短短的时间里,相继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译作。
如果说周佛海在一高的时候,其课余阅读的兴趣,是以社会主义与*主义及国际问题并重的话,那么,在他进入第七高等学校之后,第一年除了功课之外,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国际问题的书籍没有工夫再看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展,介绍*主义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就连当时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研究系要人张东荪等,一度都曾以他们所办的刊物,如《解放与改造》、《建设》等为阵地,刊登有关学说,成为介绍与鼓吹社会主义学说的知名人物。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戴季陶以“对话”的方式,刊载他所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他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但如他所说,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单是*一人的学说了”。
当时的日本,名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基尔特主义,也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周佛海所谓的专门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当然也是不加选择,真伪不论。他在勤奋看书之余,也勤于笔耕,努力写作与译述。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寄给《解放与改造》杂志,刊登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7号上。
周佛海在文章一开始,便以热情洋溢的文字,讴歌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预见了中国也必然要掀起阶级斗争的巨浪。他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思想和声浪,如暴风急雨,从西欧一直送到中国来了。中国立在这个潮流里面,当然不能和世界潮流相反逆的,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他用*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介绍性地论述了阶级间产生斗争的原因。他说:简单说来,“就是一个阶级在社会上,立在支配者的地位,同时他一个阶级,在社会上是立在被支配者的地位;他们两个的地位不同,所以也就利害不同;被支配阶级因为要谋自己的利益起见,对于支配阶级不得不行社会运动。”也就是说,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不堪其苦,所以大家有了自觉,把自己的阶级团结起来,要推翻现在的支配阶级,自己来做支配阶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介绍“社会主义”(2)
他分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种类”,认为阶级斗争有两种:“一个是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一个是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所谓的“中流阶级”,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所谓“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指的便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即资产阶级的*革命;“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周佛海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仅仅归纳成两类,当然是不科学的。除此,还有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等等,而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同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斗争,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斗争。当然,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还弱小,因此,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可能像俄国一样,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周佛海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如果“专在极不发达的资产和劳动两阶级间去下手,那就是药不对症了!”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周佛海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实质。他所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是“寄生阶级”与“自给阶级”及他们彼此间的斗争。什么叫“寄生阶级”呢?照他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上那些“有害无利,并且势力很大,能支配社会的人”。他说,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很多,“从专想扩张自己势力的武人,和争权夺利以政治为生活的官僚政客,到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所谓“自给阶级”,“就是有一定的职业,靠着尽自己的职业而生的人结合的阶级”。
周佛海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在认识上的错误,因而不仅不可能认清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方向,甚至错误地把那些“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都当成了革命的对象。
同年12月15日,周佛海又在《解放与改造》杂志第2卷第1号上,以“佛海”的署名,发表了《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文章的主旨,是论证中国在“解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