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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的不解之缘(1)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和平运动”,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于有汪精卫的支持,而且是在汪精卫的直接主使下进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开声明进行卖国投敌,准备成立傀儡伪政权时,就在其所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中,公开承认,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从历史上看,周佛海与汪精卫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任职,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邹鲁,也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才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的信任。戴季陶、邹鲁以至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而汪精卫其人,则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代表,是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领袖人物。当时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斗争的中心,是围绕要不要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允许不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汪精卫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佛海本来是共产党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拢下,不仅背叛了共产党,而且积极追随戴季陶,打起了“*产”的黑旗。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甚至叫嚷取消共产党。周佛海的如此行为,曾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曾写文章反唇相讥,他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119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又因与桂系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致被通缉,不得不于是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接着,又因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又和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汪曾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发动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以武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汪不仅在北平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另立反蒋的国民政府,而且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又与粤桂系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小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
在所有上述这些斗争中,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的。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汪之间才消除对立。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实现了南北合流,并在1932年1月28日,实现了蒋汪合作,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周佛海既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汪之间,也就形成了部属关系。
蒋汪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对立和争夺,而必然产生深深的隔阂。为了弥缝裂痕,蒋介石曾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即是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同时,也要设法消除周与汪之间在历史上的“误会”。由于有了蒋的指示,所以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往,而且无所顾忌。作为教育厅长,周佛海对南京行政院及*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此,也深得汪的好感。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与汪的不解之缘(2)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迅疾回国,于22日由意大利的热那亚,乘波茨坦号邮船启乘。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的行程电后,即于1937年1月6日决定,派周佛海与周启刚及邵力子为代表,前往香港迎汪。
周启刚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政府时期,邵与汪的关系密切,派他俩为代表赴港迎汪,为理所当然。而周佛海时任国民党民众训练部部长,从纯职务的关系上看,实无由他迎接的必要。而之所以派周佛海去,一方面反映了他与汪的关系的良好,同时,也由于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以代表蒋介石的身份迎接的。
1937年1月8日,周佛海由南京赴上海,当晚,偕汪派人物彭学沛乘法国邮船离上海,11日抵达九龙,住半岛饭店。12日上午,汪船抵香港,周佛海等即往码头迎接、致意,下午,周佛海偕邵力子、周启刚登上汪乘的波茨坦号邮船,离香港往上海。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航行,于14日中午抵达上海。
从周佛海登上波茨坦号船起,至抵达上海时止的船行途中,汪与周佛海等人就西安事变最近国内国际政情及中国今后出路,以及有关国内政治、党务、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交谈。汪精卫对国内外政局之观点及各项主张,与周佛海极为近似或一致,臭味相投,因之,关系更加密切。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讨说,想不到此次奉命迎汪,他与汪精卫之间,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主张完全一致。首先在对日关系上,两人一致主张中国与日本只应为友,不应为敌。“冤仇宜解不宜结”,力主与日本妥协防止抗战发生;第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停止内战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两个问题,虽然有区别,但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国共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团结御侮,共抗强敌;反对抗战,必然反对国共合作。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继续重弹“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反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汪精卫曾说:“我当时只能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他诬蔑共产党是“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推动中日战争。”120
汪精卫本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于8月15日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而这两个会议是以汪精卫为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也是极力阻止对日抗战。他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121正因为他们的主张一致,周佛海便与汪精卫沆瀣一气,并以汪精卫为领袖,利用其地位,进行阻止和破坏抗战的种种活动。
前述周佛海等人所拟定的须与日本开始外交的步骤及方式等计划,都是通过汪精卫转给蒋介石的。此后,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在方式上,周佛海主张由德国和意大利出面斡旋,如此,“日或可接受也”。122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入侵,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战事爆发后,曾有人主张对日本宣战和绝交,国民党当局曾就此进行讨论。时任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曾提出,如果对日宣战,英美等国会借此拒绝给予中国任何援助,对我不利,故不能宣战,但主张绝交,则不能反对。周佛海则诬蔑由中国提出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则我处挑衅地位”。123
10月13日,国防参议会开会讨论对将要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对策问题时,有人提出应与日本绝交。汪精卫听到这种主张后,暴跳如雷,“谓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我之形势亦必大变。”并诬蔑“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周佛海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很同意汪的发言。他说:“此语与余意正合。” 124
10月下旬,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接见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锋报》驻上海特派记者谈话时表示,纵令上海与黄河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