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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野史《研堂见闻杂录》，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他目睹所在的苏州府科场风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如何迅速被败坏。
作者说，他年轻时成为庠生时，那个时候童生考秀才，“从未有以贿得之者，惟达官贵人真子弟，方能勉附其末”。那时候高级官员子弟较贫寒子弟更容易成为秀才，是制度上认可的一种政治特权。
“后积弛干请嘱托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见矣。”通过各种关系可以中秀才的风气开始萌芽，但程度不厉害，作者说，那些通过走后门成为秀才的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事，多方掩饰，以别人问自己功名的来历为耻，别人说到这种贿赂获得秀才资格的事情，自己的脸会发红。此时，可见读书人阶层的道德还未变坏，人普遍还有廉耻之心。
“至今日，而督学使者，以此为囊橐之资，每案发，其贿得者居大半，而父兄不务藏饰，子弟不知掩蔽，若天壤间固宜有是事。”科考一旦成为主持其事官员的发财途径，靠贿赂而得秀才不再是一件耻于被人知道的丑事，可见科场风气已坏到什么程度。作者提到当时任苏州一带的学台张能麟，每次考秀才，“前后名有定价”，通过这种渠道向他打通关节成风，自己搜刮饱了后，他不忘利益均沾，“缙绅达官广文孝廉承差役吏，无不及业”。凡是能和考试沾上一点关系的人，都能分到好处。
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而童子科为尤甚，未试则以帖下州县，每县坐一二十名，刻期交纳”。而底下的州县，借这股考试的东风，进行搭车乱收费，“如收捐纳，如纳税金，无顾避”。等到考试的时候，“府道之所属，台宪之所致，乡大夫之所恳，教官之所求，庖厨隶胥之所渎收，牙婆媒氏之所关说，几于如烟如海，不可胜计”。通过考试发不义之财已经成了一项产业，有了专门的中介人员，连管事官员家中的厨子、仆人也敢收钱。贿赂公行，便有交了钱也没有考中的童生，更有一些本来得到了中秀才的喜报，因为交钱稍微晚一些，被出钱更多的人顶替了，最后正式名单中仍名落孙山。
苏州是文风鼎盛之区，科场之风这样差，对整个社会风气当然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有个叫李汉的秀才，睹此不平上书来苏州监察风纪的巡按，巡按刚准备收拾张能麟，却因被陷害，调走了。这下张学台又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到处追索举报他的李汉，害得李汉在张学台任期，不敢回家而亡命天涯。
不独考秀才的县、府、院试，考举人的乡试也舞弊成风，这样的风气到了清顺治年间到了顶峰，刚刚在北京坐稳龙廷的清朝皇帝不能坐视下去，明亡的殷鉴不远。顺治丁酉江南乡试科场案案发后，两位主考官被腰斩，十六个分房考官被绞杀，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流放东北宁古塔。
经过新朝廷严刑峻法的惩治，到了康熙朝，科场风气才得以根本性好转。
黄宗羲的幸运落第（1）
黄宗羲是中国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学术家之一，这点应该无人质疑，可他的考运很差，终老都是一个“诸生”（秀才），连个举人都没有中，用科举时代一句话来形容，便是“久困场屋”。但正因为他科场的不得意，才使他能幸运地在明清交替那个天崩地裂的混乱年代，活到八十五岁，能有时间和精力专心学问，而成为比那些科场得意者更优秀的大家。
黄宗羲的科场失意有很多因素，首先是他因为有一个眼界开阔、思想超前的父亲黄尊素，黄尊素自己年轻时就注重经世之学问，而不太留意八股制艺这类专门用来敲开官场门槛的考试学。他自己虽然幸运地中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但对儿子的教育，以培育其独立思考能力为重点，并不要求黄宗羲必须将主要精力用在八股文上，黄宗羲少年时常在“完课之余，潜购诸小说观之”。他母亲知道后很生气，告诉父亲，他父亲却不生气，反而说这类杂书对儿子“亦足开其智慧”。黄宗羲一生中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和小时候的家教是分不开的，当然这就必然会占用他看各类“科考指南”、做各种模拟试卷的时间。
十七岁的时候，黄家遭受大难，黄尊素被魏忠贤害死在狱中，作为长子的黄宗羲四处奔波，又要照顾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弟弟，没有时间读书。崇祯帝登基后，将魏忠贤、客氏等一干人除掉，为黄尊素等冤死者平反，崇祯三年（庚午，公历1630年）他在南京碰到了一生中的知己沈寿民、沈寿国兄弟，沈寿民“为之开道理路，谆谆讲习，遂入场屋”。然而仓促进考场的黄宗羲落第了，辅导他的沈寿民这次科举也是同样的命运。
崇祯三年的南京乡试，是明末最有名的一次乡试，许多江南名士都在这次考试中中举，复社诸士通过这次考试集体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次乡试，杨廷枢中第一名解元，同时中举的复社人士有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这些人又先后中进士，进入仕途。特别是第二年张溥、吴伟业师徒同时中进士，一起进入翰林院，吴会试是第一名会元，殿试为第三名探花，更是科场佳话。
这年乡试揭晓后，张溥为首的复社众名士在秦淮河的花船上举行金陵大会——那时候才子们喜欢在声色场所会友论文，极大地促进了青楼文化，使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这类名妓有机会脱颖而出。黄宗羲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后来回忆，与会的除了他和沈寿民、寿国三人外，其他人都是刚刚考中的举人，可以想象江南名士相聚，科场得意再加美人在旁，张溥等人该是何等的兴高采烈，对黄宗羲而言，则是众士皆得意，斯人独憔悴。这次落第后，他在京口（今镇江）碰到了被温体仁排挤回乡的内阁大学士文震孟，文看了他落第的试卷，十分惋惜，安慰他“后日当以古文鸣世，一时得失，不足计也”。这句话对黄宗羲影响至深。
随后，黄宗羲又参加三次乡试，都落第。因为当时的秀才除了可以在本省参加乡试外，还可以去北京、南京参加顺天乡试和应天乡试，一些人在本省考不中，总愿意换个考场碰运气，黄宗羲的几次乡试分别在杭州、南京、北京参加。像黄宗羲这样的名士，有些考官愿意把他揽为弟子，可命运总和他黄氏兄弟开玩笑。他参加南闱考试时，北闱的考官到处搜罗他和弟弟的卷子；等他来年换成北闱应考时，又有考官在杭州搜他们的卷子想将其录取，总是失之交臂。1642年壬午乡试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是年三十三岁，两年后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他先参加鲁王的抗清部队，后隐居林下泉边，一心做学问，矢志不做清朝的官。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崇祯三年他和张溥等人同时中举，日后再顺利考中进士，那么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他就会入仕做官，不但案牍劳形没时间做学问，仕途十来年他的官位不会太低，在官场上的名气会越来越大，这些在朝代鼎革之际加大了他的风险。尽管他也组织“世忠营”参与抗清，但是一介布衣，毕竟没有故明官员那样惹人注目，所以才有可能逃生。
黄宗羲的幸运落第（2）
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秦淮河中聚会中那些得意者的最终命运。为首的张溥进翰林院后，得罪温体仁，干脆回家讲学，在明朝灭亡前生病郁郁不得志而逝；他的高徒吴伟业降清；吴昌时在崇祯十六年，明亡前一年做到吏部文选司署理郎中（吏部选拔文官的代理司长，文选司是六部中权力最大的司），卷入政治漩涡，被崇祯帝杀死；陈子龙参加抗清，兵败在太湖投水自杀；第一名杨廷枢在清朝下剃发令后，不愿意留清朝那样的大辫子而被杀死。
这些人在科场上比黄宗羲得意，因此能顺利进入仕途，官做到一定的时候，清兵南下后，他们是重点关注对象，不投降就死于节义，几乎没有别的结局。黄因为不是官员，风险更小，再加上这老先生自我保护能力更强，得以躲过清军南下初期的暴风骤雨。等康熙朝时，江南基本上平定了，朝廷对汉族知识分子以怀柔为主。黄宗羲经历了家国巨变，目睹了天翻地覆，本人好学深思，活得又足够地长，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使他有成为大学问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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