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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贤。”我的声音细微颤抖。可我本是想大声回答的。
毛泽东又问一句什么，李银桥马上翻译：“主席问你哪里人？多大年纪？”
“天津人，今年十八岁了。”
毛泽东讲话，湖南口音太重。李银桥不得不一直给我当翻译。最初那极度的紧张，激动一过，我能认真辨听主席说话，居然听懂一两句。于是，毛泽东笑了，轻轻拍拍我手背：“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了就好了。
从主房间退出来，脸上有些蒸腾。伸手摸去，湿饨流一片，不知是汗还是泪？这时，车到济南。专列驶入飞机场。那里有专线，可以停车休息。毛泽东要休息了。”
李银桥来劝我：“主席睡觉了，不会有什么事了。你也睡会儿吧。”我摇头：“不困，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他说：“可你夜里没睡，白天还不补觉？”我还是摇头：“真的，我一点也不困。李银桥说：“专列还要走几天，总不能一直不睡吧？我差点问：去哪儿？忽然想起这是违反纪律的，忙憋住问话，只是说：“没事儿．我年轻，能坚持。
我坚持两天三夜没睡觉，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觉困。我相信再过三天两夜也不会困。年轻人遇到兴奋事往往是这样。可是，专列在杭州停下了。毛泽东要下车，大概得知我没睡觉，特意找到我的房间向我告别，并关心他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专列马上又返北京。路途上，专列处处长在小会议室召开全体乘务员会议，郑重告诉大家：“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乘坐我们专列的是毛泽东主席。
小会议室里起来一阵骚动，大家都显得激动，尽管他们谁也没见到毛泽东。我心里热乎乎的，瞟一眼处长。处长也望我一眼，会意地笑了。我感觉特别光荣，领导对我确实是信任的。我始终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见到了毛泽东。那时组织纪律性强，保密观念也很强。
1954年初，专列又去杭州接毛泽东返京。这一次我不在毛泽东的软包车厢服务，分配在其他车厢值班。我去打开水，经过餐车时，怔了怔。毛泽东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泽东看到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好吧？”说着，毛泽东已经向我走过来。
“小姚．快去，快过去呀。李银桥暗地里捅我一下。我忙朝毛泽东走去，脚步很快。我很激动。只见过一次面，毛泽东却记住了我的名字！
毛泽东坐在餐车尾部用餐。我是从餐车前部进门的。当我走到餐车中部时，毛泽东也走到餐车中部。我不知手中的暖瓶哪儿去了，反正我是两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你又来了。你好吗？”
我说：“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来，一起吃饭吧。”
“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
我仍然拘束紧张。直到毛泽东回到餐桌，仍然没记起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要干什么？
“喏，快打水去吧。”李银桥递给我暖瓶。这时我才记起自己要干什么，为什么来到餐车。
打上开水后，我蘑菇片刻，没有马上再经过餐车。我极想再见见毛泽东，再同他握手聊几句，却又莫名地踌躇。也许是怕影响他吃饭？也许是怕自己又表现紧张拘束手足失措？……
那一年，我们出车频繁。全年在北京呆的日子，哩哩啦啦算起来顶多个把月。到了1955年，五大书记有了相对固定的专列。乘务人员也相对固定下来。一看哪个车长哪些列车员动，便知道哪位首长要外出。
我被分配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同李凤荣一道在毛泽东的软包厢中值班。接触多了，情况渐渐熟悉，对毛泽东及其身边卫士的习性也有了较多了解。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们毕竟不曾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每天照顾毛泽东生活，形影不离的只是那群年轻小伙子，是那些男卫士。那年，李家骏、马武义等同志已经调离。又来了田云玉。封耀松等更年轻些的卫士。
我至今鲜明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长筒线休上那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时所强烈产生的惊讶和感动。他坐在沙发上和卫士们聊天，漫不经心伸出两腿。裤腿管便有些抽缩。于是，长筒线沫露出来，脚腕处一块什线很粗的大补丁，似乎和脚跟处一块补丁连起来了。我望着那双粗线抹出神，连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没听进。，
晚上，封耀松给我送来一件睡衣：“小姚，辛苦辛苦，帮主席补一下。
那是一件黄格睡衣，臂肘处磨得很薄。终于露出洞。
“可是，没有布呀。”我翻腾着抽屉和针线包。除了医用纱布，什么布头也没找到。
“那不是布吗？”封耀松指着纱布说。
“用纱布？窟窿眼多大呀，能漏个人了。我开句玩笑。
“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
“别逗了，这么大的国家，你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久了你就明白了。
还能说什么？我便用纱布补了毛泽东那件睡衣。从我上专列直到1965年我离开，毛泽东始终穿的这件睡衣。
有次专列停在上海，晚上市委组织了舞会。出发前，田云五换了条新裤子，精心压过裤线，挺挺抖抖很精神。毛泽东打量着，笑着说：“你们看哪，小田的裤子笔挺笔挺，能削铅笔了。田云玉脸红了，有些难为情。此后，他再不曾精心压裤线，穿戴很随便。也许受了这些事的影响，我在穿戴上也不讲究，很随便。十几年中，一直穿一身铁路制服。布的。有时皱皱巴巴也没想过熨平。从没穿过裙子，也不曾注意打扮。
毛泽东显然是过惯了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随遇而安，已成习惯，不好再改变。他的高级软包厢里，睡床本来有弹簧软垫。但他命令撤掉，就睡硬板床。枕头也是硬梆梆，夏天热时，随手垫张报纸当枕，随便得很。
但是，毛泽东的随便中也包含着严谨。他总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气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裤腿也不曾提起来过。偶尔挽了衣袖，一旦和我们女同志交谈，便会下意识地将袖筒放下来。
毛泽东经常叫我和李凤荣同他一道吃饭。接触十几年，他一直是吃红糙米，而且常在里面掺了小米，黑豆或芋头。他喜吃粗粮、杂粮。饭量不大，但是狼吞虎咽，而且边吃边看书报。他喜欢吃青菜，大口大口吃，牙齿没嚼两下，喉咙里已经咕嘈一声响，咽下去了。他身体极健壮，红光满面。多粗糙的食品都是大口吞下。若讲口味，够咸够辣就行。辣椒和酱豆腐，每餐必备。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时，餐车服务员将辣椒摆在了我面前。毛泽东便比划手势说：“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们那边。”我曾夹一根辣椒试试，那是干炕的辣子，舌尖一舔使辣出口水辣出汗，哪里敢整根嚼来吃？便咧着嘴抽凉气。毛泽东哈哈笑，空口嚼辣椒，比嚼水果糖还津津有味。说：“敢吃这种辣子，世上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饭罢，他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毛泽东吃完饭，有时喜欢夹一点酱豆腐在嘴里吮吮。口味重的人一般都有这种习惯。可是他没有夹碎那半块酱豆腐，提起筷子时，半块酱豆腐滴溜郎当全被带起来。毛泽东稍一犹豫，把那半块酱豆腐全塞进了嘴巴。我叫起来：“哎呀，多咸呀！毛泽东笑着说：“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我说：“快吐了吧。”毛泽东放下筷子，嚼着酱豆腐说：“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渐渐地、渐渐地，毛泽东在我心中的神秘感消退，而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