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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领域
揭露宦官的作品，在明末及明清之际，最为活跃。魏忠贤身败名裂后，江南才子们欢呼雀跃，马上有人写了传奇《冰山记》十几本。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看后，感到有不少地方不符合事实，亲自删改了这个剧本，然后在城隍庙演出，“观者数万人”。当戏中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上场时，观众高呼杨涟的名字，“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演到廷杖大臣，逼死裕妃，观众“怒气忿涌”；当苏州颜佩韦等人击杀缇骑，场内外欢声雷动。显然，这出戏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后来，张岱又将此戏增加了七出，将宦官内操等内容都写进去，使魏忠贤的丑恶嘴脸，充分地、活脱脱地暴露在观众面前［250］。
崇祯年间，剧作家清啸生的《喜逢春》，也是描写魏忠贤的［251］。同一时期以写严嵩故事《西楼传奇》名传江南的吴中剧作家袁箨庵，写了《瑞玉传奇》，生动地描写了魏忠贤的亲信毛一鹭及织造太监李实迫害周顺昌等人的经过，“词曲工妙”。剧本刚脱稿，即教伶人排练。正式开演那天，大家发现戏中李实登场时，还少一则引子，袁箨庵知道后，当场索笔写下《卜算子》一阙：“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弥天网！”真是一位捷才。毛一鹭知道后，颇震惊，“持厚币密致袁，祈请袁，乃易一鹭曰春锄”［252］。尽管袁箨庵纳币而改掉戏中坏人的名字，在人品上不无可议之处，甚至有人说他为人“贪污无耻”［253］，但《瑞玉传奇》这个剧本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
另外，李暗甫编有《新镌魏监磨忠记》二卷，刻于崇祯年间。谢国桢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二十四，曾予著录。这个剧本共38出，将魏忠贤的一生全部搬到舞台上，作者还强调指出：“是编也，俱系魏监实录……演者勿以寻常视之。”可见是一部忠于史实的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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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宦官与文化（5）
明末剧作家贴近生活、干预生活的深度及速度，实在让人佩服。生在明末，但主要活动在清初的江南作家李玉、朱佐朝等人，痛感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宦官专权，阉党把持朝政，因此继续写了揭露魏忠贤罪恶的剧本，予以清算。朱佐朝撰有《党人碑》，李玉编成《清忠谱》，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历史悲剧。道光年间的京剧《法门寺》，情节是虚构的，但亦起了揭露刘瑾的作用。《法门寺》至今仍是京剧的保留剧目。
在小说领域
明代小说创作的高潮，是在嘉靖、万历年间掀起的，描写宦官的小说的蓬勃出现，则在明末崇祯年间，及明清易代之际。清初作家写过不少关于李自成及崇祯皇帝亡国的历史小说，如陆应的《樵史通俗演义》、西吴懒道人的《新编剿闯小说》、葫芦道人的《馘闯小说》、甚至包括蓬蒿子的叙事荒诞的《定鼎奇闻》（一名《新世鸿猷》、《新世弘》）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崇祯年间的宦官有所描绘。
明代描写宦官最有影响的小说，当首推朱长祚的《玉镜新谭》十卷，刻于崇祯年间，至今北京图书馆尚有藏本。此书又名《逆事略》，专记魏忠贤的恶迹，各卷的标题是：原始、封拜、阅城、进香、行边、走马、内操、缇骑、建祠、显戮。书中写到魏忠贤穷途末路、投缳自杀后，作者评论道：“我以草莽中人，不能效杨都宪（按：指杨涟）之论汝于凶锋烈焰之时，而骂汝于千刀万剐之后，我亦自愧矣。第编此帙，以昭万恶供世之笑骂云尔。”可见作者是位严肃的、有良心的文人，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让魏忠贤这个反面教员教育世人。尽管这部小说在体裁上，甚得作史之法，而于小说章法上，还未臻完善，但它对后来描写魏忠贤的小说仍然是很有影响的。正是在这本小说的基础上，“稍后吴越草莽臣之《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西湖义士之《中兴圣烈传》，取材大致相同，则纯为小说家作法矣”［254］。
所谓《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全称《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共八卷，刻于崇祯年间，前孔德学校尚存残本。这部小说原题吴越草莽臣撰，谢国桢先生怀疑冯梦龙曾自号“草莽臣”，也许此书就是他所作［255］。全书四十回，每回标目对仗、通俗，而且每一回以事系年，首先标出是何年发生的事，如第一回，指明“谱忠贤少时事”，第二回，乃“万历十六年事”，第四十回，系“崇祯元年事”。综观全书，从魏忠贤的少年时代，一直写到崇祯登基，钦定逆案，魏忠贤吊死阜城为止，不仅详尽无遗，而且对于人物的褒贬，颇具史家笔法。
《中兴圣烈传》，全名《皇明中兴圣烈传》，共五卷，也是刻于崇祯年间。此书中土早佚，日本尚有收藏。作者题名“西湖义士述”，究系何人，待考。从小说结构看，不够谨严，有些回目也不对仗，因此，后来坊间将此书稍加改削，变成《魏忠贤轶事五十则》。但是，作者在这本小说中，对魏忠贤之流的揭露，是不遗余力的，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对明中叶宦官劣行加以揭露的小说，当以《醉醒石》为代表。作者题名为“东鲁古狂生编辑”，姓名失考，是明清之际的作家。这本小说共十五回，其中的第八回“假虎威古玩流殃奋鹰击书生仗义”，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对成化年间的太监群，以及太监王敬的宠儿、无赖王臣，都有形象、生动的刻画。例如：
一日逢玄武市。他（按： 指王臣）向来带巾，这日要进内市，换了帽子，带几柄扇去卖。摆得下，早走过几个中贵来。内中一个淡黄面皮，小小声气，穿著领翠蓝半领直裰，月白贴里，匾绦乌靴。拿起一把扇来瞧，是仿倪云林笔意画，一面草书。那中贵瞧了，道： “画得冷淡。这鬼画符，咱一字不认得。”撂下。又看一把，米颠山水，后边钟繇体。他道： “糊糊涂涂。什么黄儿，这字也软，不中！”王勤（按： 王臣的原名）便也知他意儿，道： “公公有上好的，只要上样价钱。”那中贵道： “只要中得咱意，不论钱。”王勤便拿起一把，用袖口揩净递上。却是把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背是姜立纲大字。才看，侧边一个中贵连声喝彩道： “热闹得好！字也方正得好！”一齐都赞［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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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宦官与文化（6）
这里，把宦官的神气活现，以及不懂书画，偏要附庸风雅的粗俗、琐鄙的心态，绘声绘影，刻画得入木三分，如见其人。而对王臣在江南的敲诈勒索，激起民变，书中更有细致的揭露，与有关史料对照来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第十二回通过对御马监太监韦含（舍）勾结佞人李子龙等谋反、妄图爬上金銮殿头号交椅的描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部分宦官的愚不可及，却又野心勃勃，他们的阴谋发动政变，情同儿戏，等待他们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这部小说对我们了解明代宦官的形形色色，是很有裨益的。
（三） 宦官对文化的建设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当然是地主阶级的文化。明代宦官既然跻身于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其中的某些人，就有可能运用手中的大权，为明代文化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明代宦官对明代文化只有破坏的一面，则显然有失公允。
嘉靖时王廷相的长诗《西山行》有谓：“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华缘海会走都人，碧构珠林照城郭。”［257］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明代北京寺庙和宦官的关系。即以王廷相所描绘的北京西山寺庙而论，据解放初普查，西郊尚有三百七十四处，其中绝大部分始建或重建于明代。今天，北京重要的名胜古迹潭柘寺、戒台寺、碧云寺等，无不与明代宦官密切相关。如潭柘寺，弘治十年（1497）秋，司礼太监戴良矩“步至潭柘”，见寺院“岁久敝坏”，“于是出所积为工食费，又请于上赐金益之”，经过一年半的整修，潭柘寺“殿庑堂室焕然一新，又增僧舍五十余楹”［258］，使寺庙更加宏丽。又如戒台寺，据笔者实地考察，今天寺内尚有《敕赐万寿禅寺碑记》、《重修万寿禅寺戒坛记》、《万古流芳》等三块明碑，保存完好。其中的《敕赐万寿禅寺碑记》落款为“正统七年（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