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狗缪牛檬种械奶厝ǎ佣嵛奈铩＠纾渥谑蹦暇┦乇柑嗲埽胩嗤醮屠潜肺椋敖院霉盼铮招钌醵嗲移妗保录臼椤肚艽贰＜壑盗堑墓盼铮芫褂涤腥舾晒瘢乔扇『蓝幔雍味矗坑行┗鹿傥巳炼峁盼铮踔敛幌拗锩圃煸┯＠纾纤山缂洌幸恢话锥搜孜洹⒍认嗉淌詹亍⒆郏蠊槌碳景住Ｋ辆恳跃悠婊蹩湟谌耍褐蚁头缥藕螅扒踩饲笾坏茫煳芤阅蹦妫掠硭馈保�211］。真乃冤哉枉也！正德四年（1509），南京太监石岩给自己造墓，缺大砖，竟拆毁附近的王安石墓，取其砖［212］。这是宦官破坏古迹的一个罪证。又如成化、弘治间，在大寺山古庙遗址上挖出一块古碑，“甚宏丽”，碑阴有本地经济的记载。地方百姓先是设法将碑阴遮住，不让人看见所镌文字，后来还是将碑砸碎了。为什么？因为碑阴上记载的“田亩财货之繁，恐镇守者因而生事”［213］，需索无端也。这是地方镇守太监间接毁坏文物古迹的事例。不过，最典型的例子，看来要算魏忠贤对摩诃庵的破坏。此庵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提督五军三千营军务司设监太监赵政所建，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学士费宏撰记［214］。建庵的同时，赵政即在庵内预修了自己的坟墓，指望死后在大佛身边沾点光，享受人间烟火，血食一方。此庵虽然规模不算宏大，但颇为洁静，大殿前后松桧参天，花木争荣；更妙的是“四隅各有高楼，叠石为之。登楼一望，川原如织，西山逼面而来，苍翠秀爽之嘉靖时宦官赵政像色似欲与人衣袂接”［215］。但是，天启时，有次魏忠贤路过此庵，“偶指楼曰：‘宜去之！’即日毁！自是，人相戒不过，僧日畏不测，渐逃死，庵则渐废”［216］。一座好端端的可以登临远眺西山层峦叠嶂的古石楼，就这样毁了！寺僧逃亡，人们不敢从庵前走过，此庵的衰败也就可想而知。清朝初年，“摩诃庵石楼东南北三面尚存，独缺其西一面。庵僧云即魏忠贤所毁也。”［217］魏忠贤为什么要毁掉石楼，使摩诃庵残破不全？当然不会如刘侗所载，是什么偶尔指楼，说“宜去之”。八里庄故老传闻，此庵地形似龟，庵四角的楼台俨然四只龟足，实在是块风水宝地。魏忠贤担心这里要出帝王将相，故不仅下令毁掉西面的楼台，以示砍掉一只龟足，还命令当即将山门的青石门坎打断，以示斩了龟头，使门坎遂碎成三截［218］。1987年盛夏，笔者约请一位文物工作者，冒着酷暑，去摩诃庵实地考察，此庵现名八里庄小学。3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主要是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庵内的文物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庵舍破旧，有的古松已枯死，令人感喟不已。但是，庵的东南北三角石楼基身仍在，南、北二面的石砌基身，更颇巍然，只有西面的石楼无遗迹可寻。这就表明了史料记载和民间口碑是确凿可信的，残存的石楼成了魏忠贤破坏摩诃庵的铁证。
宣扬避讳，禁用“天”字
我国古代的避讳由来已久，《左传》中即有“周人以讳事神”的记载。但先秦时期，避讳的限制还比较宽，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避讳越来越严，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闹出种种笑话，更在史书文献中埋下无数钉子，造成封建文化中纯属多余的繁复化。明代宦官的宣扬避讳，可谓不遗余力。天启皇帝的名字叫朱由校，“油” “由”同音，宦官在宫中遂改称所用油为“芝麻水”，油漆作为漆作［219］。刘瑾强令别人对他的名字避讳，谁直呼其名，就是犯下大不敬罪。尤为荒谬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天道观，使之更神秘化，刘瑾擅权时，“禁臣民不许用天等字为名”，如郎中方天雨，只能叫方雨，参议仉天民，只好改名仉民，御史刘天和，更名刘和。刘瑾垮台后，“禁废，近有诏，人复其旧名矣”［220］。可笑的是，刘瑾被杀后，当时有人发表小评论说：“瑾以逆诛，无天之罪，其兆如是乎”［221］，以为刘瑾目中无天，终遭败亡，这对天命论的忠实信徒刘瑾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2）
利用《水浒》，制造冤案
时至明末，《水浒》已经风行天下。它的作者施耐庵做梦也不会想到，《水浒》在晚明阉党的手中，竟成了造舆论、搞阴谋、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魏忠贤一巴掌将他的政敌杨涟、左光斗等人打下去后，其忠实打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魏广微，手写了一个名单，将黄克赞、霍维华等五六十名紧跟阉党的小人，“目为正人”；又将韩、缪昌期等100多名反对阉党的正直之士，“目为邪党”，转送魏忠贤，对前者重用，后者黜陟。他还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将东林人士的名单悉数列入。在阉党的鼓噪声中，浙江归安的一个唯恐巴结不上魏忠贤之流宦官的奸徒韩敬，根据《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中108将的诨号，一一按到东林人士的头上，“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222］。限于篇幅，这里仅节录《东林点将录》的部分内容，以见一斑：
开山元帅： 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地劣星、活阎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223］。
如此点将录，真是荒谬绝伦。在魏忠贤一伙看来，东林党人既然与《水浒》挂起钩来，一个个成了天罡地煞，造反强徒，当然就更应该有理由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打倒了。这不仅对《水浒》是个严重的丑化，歪曲，更开创了利用《水浒》，搞政治阴谋、制造冤案的恶劣先例。
迫害史官，篡改历史
《历代通鉴纂要》，简称《通鉴纂要》，共九十二卷，弘治中由李东阳等编纂，武宗称帝后编完。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此书编成后，刘瑾无端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不恭谨，统统都给予了谴责。《孝宗实录》编成后，刘瑾憎恨史官们从来不巴结自己，把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咏等十六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去。魏忠贤对史官的迫害，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例如，编修公鼐，为人正直，天启时曾任实录副总裁，要求编纂实录时如实写上光宗的事迹，遭到拒绝，后被魏忠贤之流“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224］。又如缪昌期，万历进士，参加过纂修两朝实录。当杨涟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疏传开后，有人传言此疏是缪昌期起草的，魏忠贤闻之大怒，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先是迫使他落职闲住，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借汪文言冤案的牵连，将他逮捕，下诏狱，“五毒备至”［225］，害死于狱中。魏忠贤更令阉党骨干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领衔编纂《三朝要典》。此书共24卷，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旨、奏疏、档册，加上别有用心的按语，编纂而成，对东林党人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历史的是非，完全迎合了魏忠贤专权的政治需要。其恶劣影响，当时的史家曾慨乎言之，从此“则正史去籍，而伪史行矣”［226］。在魏忠贤等的把持下，实录也被篡改。崇祯初，修撰文震孟因纂修《熹宗实录》，取出《光宗实录》副本校对，发现《光宗实录》错误百出，最荒谬的是，对天启的册立及梃击、红丸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按《三朝要典》的口径写的。究其实，《光宗实录》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六日修成后进呈，但至天启六年（1626），阉党崔呈修等诬“实录非实，请旨重修”，遂将实录加以篡改，并在一年后，即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七日进呈，收藏于皇史。以致文震孟看到后，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要求崇祯帝“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显然，宦官专权横行日，即是史学遭殃时。当史学成了魏忠贤之流搞权术、耍阴谋的工具，史学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了历史真相。明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拉名人立传、题字，藉以自重。时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志铭及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