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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朝宦官与军事（1）
明朝宦官对军事的干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二、担任镇守和守备。以第一点危害最大，后果最为严重。
（一） 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明朝的军队，主要分三个部分：京兵；卫所兵；边兵。京兵又包含两支军队，一是锦衣等十二卫，负责保卫宫禁，即所谓“天子亲军”。另一支军队是京营，从全国各地更换调来，用以保卫京城。卫所兵分布在全国各省及政治、军事上要害所在，每卫约有兵五千六百人。边兵，顾名思义是守卫边疆之兵，屯戍各边要塞。
这三部分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京兵中的京营，它不仅直接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类似今天的卫戍区，而且如果外省或边疆有重大战事，必要时京营还得抽调部分精锐，前去增援、###，被地方视为“天兵”，因此，它不仅人数众多，通常保持着三十多万的人马，最多时达百万之众，而且一般说来，装备精良，在这一点上，又类似于今天实力最强的集团军。
终明之世，京营经历过很大的变化。明初的京营指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为明朝初年对外作战的主力部队。但日久弊生，其后，在景泰三年（1452）成立十团营，天顺八年（1464），改建十二团营，正德年间，又改十二团营为东西两官厅，而至嘉靖中叶，重新恢复三大营，设立戎政府。其后，隆庆四年（1570）正月，又诏改戎政，收戎政府印，再分设三大营，各设总兵一人统领。京营的建制变来变去，但军事实力却越来越弱。如果说，明初至正统初，是京营兵的鼎盛时期，那么，“土木之变”则成为京兵由盛至衰的标志，演变至崇祯年间，京营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堪一击。
京营由明初的威风凛凛，武功盖世，蜕变成明末的“兵不足恃”［158］，甚至是“营军皆踉儿戏，人马徒费刍粟，实无用也”［159］，当然有种种原因，但宦官典兵，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尽管宦官典兵并不是明朝的特产，唐、宋时代便有宦官监军的设置，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像明朝这样，用宦官普遍、深入、持久地对军队提督、监察。据《山堂别集·诏令杂考》载，早在龙凤十一年（1365）、十二年（1366），当时只是吴王的朱元璋，已差内使朱明、李顺等前往军中，向大将军徐达等知会重要军令，这是宦官参与军事活动的开始。其后，宦官参与军事活动逐渐增多，而且不限于传递命令，如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即有内监王安坐任监察，三大营皆以内监为提督。所谓“正统中添设提督坐营监枪太监”［160］，更是英宗朱祁镇完成了宦官监军制度化的明证。英宗复辟后，更正式任命大太监曹吉祥总督三大营，由他一人独揽京营的大权。宪宗朱见深即位不久，恢复团营，由太监刘永诚总节制，并在各营派了宦官“监神枪”。计有：奋武营——周中，耀武营——王亨，练武营——唐顺，显武营——林贵奉，敢勇营——张温，果勇营——赵永，效勇营——郑达，鼓勇营——米童，立威营——高廉，伸威营——王璇，扬威营——张，振威营——张绅［161］。成化时，太监汪直得宠，宪宗让他总督团营，十二营仍以宦官分别监枪［162］。每三年由司礼太监一人主持阅兵大典，别的官员即使地位很高，也不能与之平起平坐。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正德皇帝，更加重用宦官。他一上台即命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御用监太监张永管神机、显武二营。随后，又令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嘉靖时，世宗朱厚吸取了武宗的教训，对宦官专权有所警惕，撤销团营、两官厅，恢复三大营旧制，“罢提督、监枪等内臣”［163］。但是，这种历史局面，并没有能一直维持下去，天启时又恢复了宦官的提督职务。崇祯帝即位后，虽然大刀阔斧地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清算阉党，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1630）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又重用宦官。京营自监督外，总理捕务者二员，提督禁门、巡视点军者三员，都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于是营务尽领于中官矣”［164］。具体说，崇祯五年（1632）七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十年（1637）正月，以御马太监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十一年（1631）四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杜勋等提督京营。十六（1643）年八月，以司礼太监王承恩督察京营戎政。次年三月，农民军兵临城下，崇祯帝命王承恩提督全城，又召前内监曹化淳分守诸门。结果，明朝很快便灭亡了。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2）
弘治皇帝敕谕御马监太监邓原碑（碑
在福建漳浦县溪东村福寿院旧址。照
片是漳浦县文化馆王文径先生摄。）
宦官的监军统兵，开始于永乐年间，盛行于明中叶，在明末全面推行。正如《明史·职官志一》所概述的那样，“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例如：永乐八年（1410），朱棣派宦官王安、王彦之、三保、脱脱到都督谭青等营，后又将王安派到左都督吴允诚营中。不过，宦官用正式监军的名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正统二年（1437）的事。这年十月，英宗朱祁镇命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阿台朵儿只伯，派太监王贵和兵部尚书王骥“监督之”。四年（1439），派太监吴诚、吉祥监督诸军###麓川宣慰司任发。而正统十四年（1449）明军在土木堡的大惨败，更是太监王振亲自统兵的恶果。崇祯年间的宦官监军，简直是史不绝书。或监视、或监饷、或监制、或督理，名称不一，但都是监督军队，都是军队的太上皇。如：崇祯四年（1631）九月，命太监王坤往宣府、刘大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监视兵饷［165］。同年，太监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166］。崇祯十七年（1644），命司礼监随堂内监高起潜总监关宁、蓟镇中西二协，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等处；乾清宫太监杜勋监视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乾清宫打卯牌子御马监太监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化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两协［167］。可以说，崇祯年间的宦官与军队，真是如影随形。虽然崇祯八年（1635），一度撤销宦官监军，但次年又很快恢复。当时工部右侍郎刘宗周在奏疏中说：“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尽出二三中官下，每当缓急之际，必授以大任”［168］。此疏却根本未报。
宦官监军，弊端丛生。已故史家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第三册述及“明季阉人掌军之弊”时，曾指出四点：侵蚀军实，避敌殃民，扼制大将，谎报军功。这是个很好的概括。但还需要补充一点：占役买闲。
侵蚀军实：如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朱由检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统率的诸营中。这些太监“多侵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169］。别的史料也记载：“会朝廷命太监监军，太监多侵军实，临阵则以精兵先遁。”［170］
避敌殃民：弘治十四年（1501）春天，宦官苗逵任监军，与大将军朱晖率兵至宁夏迎战小王子，不仅“畏怯不急赴”，不敢与敌正面作战，还纵兵殃民，致使边民在双重铁蹄的蹂躏下，“死者遍野”［171］。这次战役花去军费一百六十余万两，而不过斩敌首三级，平均以五十多万两才换回一颗区区无名之敌的首级，如此荒唐，在战争史上实在罕见。还是这个苗逵，在武宗即位后，他第二次监军，赴宣府督战，他竟然一箭未放，“徒闭城自守”，造成“边民被虏，破产荡业，哭声震天，僵尸蔽野”［172］。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起潜任总监，结果却是“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太监刘元斌监军南征，不但拥兵不战，班师回山东时，还“焚掠掳污，杀良冒功”［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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