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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等老一代与康梁这样的新一代精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也仍还弱小，它或许仍可能成功。到了1905年各种元素都已经改变了，领导新政的人，皆是曾经的保守派，变革是他们的权宜之计，并很快就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借口，伴随着慈禧与光绪在1908年的先后离去，变法几乎沦为了*裸的权力斗争，它在满人与汉人、中央与地方间残酷地进行着，张之洞在1909年的去世标志着那一代仍拥有传统道德力量与才华的高级官员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无能之辈彻底占据了官僚体系，保持与扩大个*力成了这个体系惟一的努力方向，新政日趋名存实亡。同时，社会变得更加动荡了，在1901~1911年间，各地发生的民变超过了1 300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其中又有抢米、抗税、兵变、农民起义这样的传统王朝溃败前的混乱，又有*、工人*、冲击洋人教会这样的新事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脆弱的新政（3）
像很多失败的改革一样，这些三心二意的末世改革者幻想挽救自己，却激发了更多的矛盾，塑造了更强大的敌对力量。在一种衰败的制度中，被强行植入的新事物，往往不会使*获得新生，而是迅速沦落。新政一连串的举措到了具体执行时，早已走形得不成样子，它们不过为官僚体系的*提供了新的借口。一位民间的知识分子在1910年时说，新政不仅没有自救，反而已明显加速了混乱，“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事端”。历史学家陈旭麓后来总结说：“新政增加了捐税，因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对立面；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学生，因而造就了成批的反封建斗士；新军淘汰了绿营练勇，结果却铸成了把枪口指向王朝的武装力量。”
新力量的崛起
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加证明旧秩序实已脆弱不堪。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时，日本至少已有了800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这个国家既感到因民族积弱而带来的挫折感，又为眼前的新世界振奋不已，还有很多学生在欧美留学。而这些留学生又是国内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式学堂中的学生的榜样。在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将近30万人，他们一方面是新事物的吸纳者，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士人传统中的忧患意识，他们最终被证明是1890~1930年间巨大变革的领导性力量。尽管托克维尔会说，当政治势力衰弱时，文人就会变成国家主要的政治家，并且会占有一般由政党领袖所占的位置，但这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在法国却最多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议员，他肯定会对梁启超式的人物在中国革命中起到的中心作用羡慕不已。在一个拥有漫长的尊重教育传统的社会，新式学生群体很快被很多人视作这个毫无希望的社会中惟一值得期待的群体，“学生社会”是20世纪初流行一时的看法。这些青年思想敏感开放，蒋梦麟（也是日后的北京大学校长）后来总结了他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思想影响，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社会为何最终向革命而非改良的方向发展：“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了感情上的影响。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护宪制政体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像学生一样，通商口岸所孕育出的新型商人是新崛起的力量之一。但比起农业和手工业，新工业与商业群体所占的比例仍小。他们开办了自己的工厂、学堂、报馆、银行，却只能局限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它们仍难以渗透到广阔的内地。被*推崇的工人阶级，直到1925年才表现出自己的力量。
新式军人或许是中西冲突中产生的最重要的新力量。*太平天国与对抗西方入侵者共同造就了新式军队，19世纪80年代一些水师学堂的创立培养了更有现代眼光和全球意识的军人。国家安全所遭遇的接连挑战，使得军人同样被希冀成为社会的楷模，传统的“好男不当兵”的心理在20世纪初已经大有改观，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们很多都是这种新式军事教育的受益者。而袁世凯采用新武器与新方法训练出的北洋军在1912年时人数达到了全国军队的1/3，实力最终将袁世凯推向了总统位置，也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定了基础。
脆弱的新政（4）
1904时，张謇感慨过去10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超过以往的百年，这位1894年的状元在1902年时已开始准备创办实业，这在科举制度的历史上的确匪夷所思。而接下来几年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显然更快了。对于占据人口90％以上的乡村，人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于新思想毫无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状态感触尤深。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摧毁了曾经的乡村秩序，人口的继续增长则使资源供给更加紧张，往日苦闷、单调的生活仍可维系在一个简单清晰的道德准则中，乡绅与宗族观念仍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保护，但现在这种旧秩序正在消退，没人能为他们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提供生活的避风港。他们本能地将这种生活品质的退化归咎于到来的新事物，铁路、矿山都多少代表了破坏风水的入侵力量。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些新事物也逐渐将他们融入一个更大的全球网络中，既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也蕴涵了摧毁他们的危险。如果政论家们使进步的青年们看到了未来的指向，那么当时的小说家则更出色地描绘了社会的压抑颓废气氛，看看《官场现形记》与《老残游记》就可以知道了。
历史的突发性常常令历史缔造者本身都吃惊不已。而且即使风云巨变之后，关于历史变革的原因可能都无法说清。
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种族的对立之上，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逐渐使人们相信，是满族使中国陷入了绝境，只要他们被驱逐出去，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迅速变得强大。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革命在1911年就会成功，他们的起义计划是1913年。革命心理学仍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话题。我们常常对这样的历史命题迷惑，是一个精英的小群体改变了历史，还是被积郁了太久的大众情绪最终推动了革命。
在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奉行行动主义的革命者与任何革命都会产生的大量的暴发户们获得政权，准备缔造新时代时，对于4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来说，革命不过表明了“皇帝倒了，辫子剪了”。以智慧著称的宋教仁发现：“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新国家的领导者要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沿海的工商业与停滞的农村同时存在，铁路、马路、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同时存在，穿着西服、接受了最新观念的学生与最落后的习俗并存……与此同时，中国还遭遇着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那个1905年战胜了俄国而更加趾高气扬的日本在10年之后，已掩饰不住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中国人对于秩序与国家安全的渴望在1911年之后压倒了革命激情，袁世凯被顺利地推到了领导者的位置，而当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时，甚至连最坚决的反袁分子孙中山、黄兴都提出了暂时停止对抗，共同对抗日本。
我仍不能解释新政为何最终失败。因为如果剥离现实环境，我们无法理解任何行动与主张。而且在很多时刻，行动成败与否是时机与环境的产物。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果你在很多方面已表露衰败时，仅仅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单一元素时，往往只会收到相反效果。而革命者也马上会发现，比起破坏一个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似乎更要难得多。
很难找到历史的截断点，尽管大部分历史学家以创造和解释这种节点而获得声名与权威性。但我仍愿意粗暴地将1915年视作此章的结尾。这一年，一项在当时并不太重要的任命将在日后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前清的翰林、革命党的*蔡元培被任命为更名不久的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些殷切地期待维新、宪政与革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人们，日益把精力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的变革上。他们马上就会感慨，如果中国人理解世界与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变，一切改变都无从谈起，他们马上将比过去更彻底地否定自己。
几乎在同一时代进行的明治维新与同治中兴，结果是如此的令人诧异。伊藤博文的一代绝不比曾国藩、李鸿章的一代更优秀。在现代化上的投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