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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2）
幼童的悲剧
在1872年至1875年间，120名9至15岁的中国少年分四批被送往美国，按照派遣他们的李鸿章的期待，他们将在这里学习语言与技术，并最终进入军事学校，以便将强兵之道带回中国。他们还被要求在漫长的学习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在目睹火车、电报、*这些新事物的同时，恪守三纲五常的中国内心。
来自有着5 000年历史的中央帝国的十几岁的少年，与不过100岁的年轻国家的相逢，最终通向了一个令所有人惊叹的方向。在有关人类命运的描述中，没有比描绘青年人的成长、变化更令人怦然心动的题材。年轻的生命睁开双眼，努力捕捉世界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并迅速而深刻地被新环境重新塑造。一群幼童，在一片迷惘中来到一个他们从未听说的国家，置身于一个与童年记忆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短短几年内，他们几乎成长为与生养他们的国家毫不相关的一代人。
的确，在那一群幼童中，詹天佑、唐绍仪等出类拔萃之辈，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们引进了铁路、电报、海军与现代外交。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洋务运动之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这些留学归国幼童间建立联系。于是，我们看到在甲午战争变成了中日两国留学生的战斗，是一场哈佛、MIT、普林斯顿的同学们彼此间的较量。
“我从没见过有那么高的摩天大楼……这里有煤气，有自来水，有电铃，还有一种‘升降梯’……”一位叫李恩富的幼童在后来的*中写道。他还就第一次见到的铁轨评论说：“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样的车可以在上面行走，而且据说是被‘火’推着。”接下来的冒险似乎更有趣。在那些与私塾迥异的学校里，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绰号——“老犹太人”、“小旋风杰克”或是“比目鱼”，他们脱去了锦缎小袍，剪掉辫子，穿上运动装，打橄榄球，骑自行车，打猎，野营，与那些金发碧眼的姑娘们跳舞，他们还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吻……他们的表现是如此出色，在他们中一位叫钟文耀的帮助耶鲁大学的赛艇队连续两年战胜了哈佛，在毕业典礼的表演节目单上，他们占去了7个节目中的4个，他们还令人嫉妒地、轻易地赢取 了姑娘们的芳心。所以，当他们最终不得不回国时，为他们送行的美国人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
流传至今的两张反差极大的照片，为幼童的命运改造提供了再恰当不过的隐喻，它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历史的可能性：第一张照片摄自6位少年刚刚到达旧金山时，他们头戴瓜皮帽，宽大中式的长裤长褂使他们的身形显得极度瘦弱，他们表情呆滞，却又过分老成；几年后，这其中的4个人加上另一个人，除去西装所带来的着装的改变，他们的表情令人惊叹，这些少年英气勃发，双目炯炯有神，自信而坚定。
如果10年时间足以重新塑造一个群体，那么对于更为辽阔的中国而言，这种可能性也同样存在。事实上，作为中国参照坐标的日本，就成功地做到了。在明治所代表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舰队面前屈辱的国家，就变成了西方之外最强大的新兴权力中心。
但历史的悲剧性正在于此，你明明看到了未来，却不得不由于难以驾驭的力量，而滑向了相反的方向。这群被紧急召回的幼童在整个成年的岁月中，又回到令人窒息的环境。就像刚刚到达美国时，旧金山给他们带来的震惊一样，当他们回到上海时，他们被更大的震惊所俘虏。没有他们假想中的微笑的人群与亲人，一位陆姓的迎接者用独轮车来接他们，于是他们异国的装束与神情，暴露在嘲笑的人群中，而且时间漫长。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依靠与众不同的教育获得了超然的成就，他们成为了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创者，成为了民国总理，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幕僚或是孙中山的支持者。而另一些人则被迅速遗忘，一些人在战争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惟一相同的是，由于共同的奇特背景，那10年境外成长的经验，将他们塑造成中国社会的局外人，在从北京到香港的广阔的空间，从1881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几乎再也未能感受到新英格兰空气蕴涵的欢乐。他们中最勇敢的两位谭耀勋与容揆，拒绝了归国的命令，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个更开阔与自由的新世界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3）
“最年轻的列强”
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这项旨在使美国同样获得其他列强的待遇的政策，或许暗含了部分美国理想主义者所说的“使中国独立”。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独立。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使洋务运动破产，而百日维新也在六君子的血迹中收场。知识阶层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与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义和团运动相比，显得颇为可笑。
孙逸仙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颇为相似，他们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却缺乏具体的操纵能力。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短暂的袁世凯时期与漫长的军阀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再次失败，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与大部分人口的现状，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传统力量会对剧烈的外来变革进行怎样殊死的抵抗，或者干脆视之不存在。对于北京的百姓来说，民国不过是剪掉辫子或是换了皇帝的王朝。美国人Ｎ·佩里对此评价道：“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孙中山、梁启超、唐绍仪这一代的确失败了，但是胡适的一代却开始成长。这个1910年来到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英文写作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比同龄的任何中国人都西化。像在日本的鲁迅一样，他抛弃了实用学科，而转投人文领域。那时的美国，正是进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强烈的上进精神深深感染了胡适。他将杜威的实用哲学视作最适合中国的良药，坚信美国文明即是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胡适与其同代人的强烈亲美姿态，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实质影响在20世纪终于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并非输出政体、军事制度，而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新文明形态。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确比流血革命更有力地将“这世界已经改变”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社会。
“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学者喜欢评价那场由归国留学生发起的文化改造运动。16世纪那场由人文主义者们开创的盛世，当然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洗刷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一种热情洋溢的、充满好奇、尊重个人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中世纪的晦暗与压抑。“中国的文艺复兴”则使西方的价值观念第一次如此集中而全面地展现在中国面前。27岁便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一闻其名就“激动得浑身发抖的人物”，他被笼罩在奇异的美国文明的光环之中，他从提倡白话文、鼓励新文学到赞赏自由恋爱，几乎无所不能。胡适与留日归来的周氏兄弟和更为极端的科学主义崇拜者陈独秀等一道促使一代中国青年改变了心灵。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4）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美国公众周期性的中国热，似乎在20世纪上半叶重又回潮。19世纪末的排华情绪消除了，对古老帝国的好奇心被传教士们与新闻记者的著作再次激发出来。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