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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承认，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种负罪心理，这其中包含着友谊成分，类似情况在历史中并非没有出现过（1898~1907年）。整个90年代，这三角关系进入颠簸状态，如上文所说，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横在中日两国间，同时，日本感受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中国威胁”，它无法预测一个经济急速上升、军事日益现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政治上的紧张感加剧了两国人民间彼此的不信任与误解。大卫·兰普顿相信历史需要两国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能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建立新的中日关系。毛泽东与田中角荣曾取得过这种成功。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面临一场观念的变革，它是未来的政治外交关系变革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将最敏感的问题暂时冷冻起来，平静下来思考更长远的未来，只要日本岛并非如科学小说描述的那样沉没，我们就必须仍以邻居的方式共存。当两国思考问题的视野更开阔时，看似敏感的话题就会转为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 。 想看书来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5）
对中国而言，另一个模拟美丽、值得期待，却缺乏可信度。2002年5月13日的《新闻周刊》将未来的日本比作亚洲的瑞士——富裕、舒适，在政治上却无足轻重。还有一些人将之视作上个世纪初的阿根廷，它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之一，是休闲与养老之地。这些猜想和认为日本将立刻成为军事大国、侵略他人的猜想同样荒谬，日本的固有精神很难使他们成为瑞士人或阿根廷人，就像本尼迪克特所说，他们喜欢菊，又衷情于刀。过分夸张任何一点，都会使我们认不清日本的本来面目。
有一点我得承认，无论我们多么喜欢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我们的历史仍主要是由现实主义精神驱动，即我们在渴望有利的外界环境同时，更要注重自身力量的强大。只是，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与昨日世界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世界并非零和游戏，邻居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自己必须贫困，我们通过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分享更多，这也是一次观念的变革。正因如此，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可取代、贴近性极强的参照系，它的成功可以激励我们取得类似的成就，而它的失败也在提醒我们如何及早绕开障碍物，它的无能则提醒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挑战……傅高义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仍是第一》中说，有三个因素在日本的转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 政治领袖赢得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2。 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3。 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难道这些建议与我们绝对无关吗？
已经变化了的日本
“不，银行体系已不那么重要。”青木昌彦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仍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令他着迷的是日本新的Cool文化产业——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这些正迅速入侵美国、欧洲与亚洲市场，这些软产品的出口量在过去10年内翻了3番，其出口额如今甚至超过了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出口规模，是钢铁出口的5倍。
“我不认为存在失落的十年”，青木昌彦说到这位63岁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拥有一副可以称得上英俊的面孔，富有性格的满头银发与他的灿烂微笑同样个性鲜明，令人过目难忘。有关过去10年间日本社会的分析文章充斥着全世界的媒体，20世纪80年代日本奇迹所赢得的尊敬已几乎完全被嘲笑与指责所替代。那些曾经令全球效仿的日本竞争优势，今天却成为日本停滞不前的主要障碍。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受到否定，日本式管理则成为僵化与缺乏活力的代名词。由政客、官僚与利益集团构成的铁三角，阻碍了改革的可能性，日本的银行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但在青木的眼中，只将目光放在这个“旧日本”上的分析方法，或许正确但却片面，它未能看到过去10年中新力量在日本的成长。身为全球最重要的比较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不仅广泛地研究了世界各种政治、社会制度与经济成长间的关系，还亲身体验了过去50年间日本的兴起与停滞。在其两年前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中，他写道：“制度的变迁是漫长的，新的一代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他们的行事方式和目标，旧有势力尽力保持自己的影响，两种力量的竞争决定制度的转变。” 。 想看书来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6）
所以在这种层面上，他相信今天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根本性的转型过程中。它或许是150年来日本第三次伟大的转折——明治维新将日本塑造成亚洲最强大的国家，1945年后的日本则创造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而今天的日本又身处一个转折路口。在前两次转折中，日本的模仿天赋起到关键作用，但这一次却是没有航海图的新旅途。
很多迹象已经表明了这种转变。青木兴奋地将最近一期的《时代》日本专题展示给我，这份杂志称日本的希望已经出现，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如今正在变成GDC（Gross Domestic Cool）。“三种关键的力量驱动了这场转变”，青木相信，是信息技术、全球化与人口状况的变化，迫使日本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信息技术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在2002年编著的《模块时代》一书中，青木昌彦努力使人们相信，信息技术对产业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使产业结构模块化，它在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要求对应的制度透明化与扁平化。全球化的力量则使日本必须面对更为广泛的竞争，中国工业实力的崛起直接地增强了竞争力。而在人口状况方面，日本即将到来的劳动人口缩减将被迫使日本重新定义自己的竞争力与社会形态。
青木的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日本精英的响应。他们愿意把过去10年理解成再造日本的必然过程，他们充满惊喜地盯着新一代日本人的成长——他们更加富有独立性，他们抛弃掉大公司，转而创造自己的小公司。“未来的日本将越来越多元化”，青木说，不存在什么单一的力量将再次主导日本，日本社会将包容越来越多的力量，Cool产业是日本新的增长点，却绝不是惟一。
日本的结构性调整正与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变迁重合，正在从制造业的经济时代转入一个服务业经济时代。但如果我们误以为日本仍处于烂泥潭中，则可能错失一次学习良机——一个国家如何再次艰难地重塑自己。
像很多同代人一样，196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的青木昌彦深受那场三四十年前伟大争吵的影响，自由市场与国家主义的争论分裂了政治世界与经济学思想。如今，技术革命与全球化正试图融合一切，但一个同样艰难的挑战是，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新趋势。青木对于未来20年的世界的设想是：地域与国家界限已不再重要，所有地区几乎都要面对同样的竞争，国家最重要的作用即是如何提供良性的竞争平台。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确相似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它的生气勃勃与高速增长的确令人赞叹，但这绝非意味着中国仍有足够的时间来重走日本的道路。面对一个日益加速的世界，我们既要面对工业社会发展的挑战，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与今天的日本面临着同样的变迁——如何在新型的服务经济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即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将同样艰巨和富有震荡性。请放弃对日本的传统眼光，看看这个社会如何重新孕育新的生命力，这对于我们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了解那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在2004年8月份的亚洲杯决赛结束时，船桥洋一，《朝日新闻》声誉卓著的外交专栏作家对中国球迷在电视画面上的表现深感震惊，他相信中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说明中国公众对于日本是多么的不了解，而在日本国内，他同样发现日本公众对于中国的屈辱历史也毫不关心，他们一点也不想了解中国人愤怒的原因。船桥洋一相信，重新公正地看待对方的历史是中日双方和解的第一步，仅仅将历史视作政治的仆从，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历史的报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7）
梅棹忠夫的《所谓日本》是我读到的关于日本文明的最好的入门读物。它有力地消除了我们对于日本碎片武断式的理解：日本人是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