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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5）
在这座象征着传统皇权的城楼上，*说：“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兴奋与自豪的高潮来自于这一时刻，一群由年轻人组成的方队，当他们经过观礼台时，一幅制作简陋、由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小平你好”组成的横幅，被意想不到地举起来。这个本应被严格禁止的举动，日后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场景。这个自发的简单举动，更有力表现出公众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的亲密情感。比起18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迷狂，这一时刻充满真挚却冷静的热情。
80天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对于*而言，这是又一个历史性时刻。他18岁加入革命，23岁成为*中央书记，25岁领导百色起义，一直到45岁前都是在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度过的，62岁时起又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像他那一代或再年长几代的人一样，他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痛苦、遭遇的种种挫折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帮助中国重新获得她失落的尊严。香港是这一连串屈辱中的第一个，即使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未能消除这一旧遗产。在与*的两次会面中，撒切尔夫人发现这个在会谈中要在脚边摆一个痰盂的老人，态度坚定、执著，惊人地直率。一个过分戏剧化、被时常提起的细节似乎已为这次延续两年的谈判奠定了基调。那是1982年9月24日，在仍未从马岛战争所获胜利的趾高气扬的晕眩感中摆脱出来的撒切尔夫人，在*面前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绝，在离开大会堂时，她意外地跌到在台阶上，这一情景随即引发香港恒生指数的暴跌。
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过分繁忙、兴奋的一年。1月24日至2月10日，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并分别题词；2月11日至16日，他来到上海，说开放得还不够；2月份还会见了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重申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3月25日，他再次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相信中日两国必须将两国关系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框架内；4月18日，他对英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保持50年不变，6月22日，他又对香港代表钟士元重复了这一点；4月18日，他还见到了比他年轻7岁的里根，尽管后者是美国历史上意识形态色彩最浓重的总统，一心相信资本主义必将战胜社会主义，但在共同的敌人苏联面前，邓仍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还马不停蹄地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巴西总统、缅甸总统、副总理、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突尼斯总理、马尔代夫总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与挪威首相……在外交战略上，他用“反对霸权，南南合作”，来逐渐代替了“三个世界”的划分。
*用何种方式保持旺盛的精力？1984年见到邓的聂卫平发现老人家仍是个令人生畏的桥牌对手，前者说保持健康的四个原因是：打桥牌、游泳、吸烟、喝酒，像60年前一样，他仍痴迷于足球比赛。
对西方世界而言，1984年充满着更多的预言色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冷战序幕刚刚拉开的1948年，描绘了未来世界的悲惨景象，极权统治使人类彻底失去了自由。根据这一预言，苹果电脑的斯蒂夫·乔布斯制作了轰动一时的广告。在这一年的2月份，苏共总书记安德波罗夫去世，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72岁了，比里根与*都年轻，身体状况却很糟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标投在53岁的戈尔巴乔夫身上，他当时的职位是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比起仍旧“邪恶”而衰败的帝国苏联，中国的独特生命力令人吃惊。一年后，当《时代》再次将邓选作1985年的年度人物时，对他的赞扬主要来自于过去6年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比起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戏剧性的动作——他像1979年的邓一样提出了“改革，重建”，并出人意料地与里根进行裁减核武器的会谈——邓对普通公众的物质生活的改变更令人难忘。
邓小平时代（6）
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自己，都将1979年~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农村是它的突破点。而此后，改革开始进入城市。“改革不是浪漫曲”，大约在1992年，《中华工商时报》的一位名叫胡舒立的记者用这样的题目回顾80年代末的改革。的确，自从1985年之后，改革最初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而一些弊端则开始暴露。在最初的几年，除去*中造反派，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收获到更多粮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工人开始恢复上班，在*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了工作……
但在高歌猛进的变化中，一切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在1982年7月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首次超过了10亿，通过29台巨型计算机得出的确切结果是，。这个数字在1964年是亿，1953年时是亿，而1900年时是4亿。*与他领导的党派，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超过10亿人口的个人与机构，而1984年时全球人口不过48亿。
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庞大，而且也如此复杂。谁会指望5年的改革会清除掉那些糟糕的旧遗产，每一代人也都不可能克服自己固有的弱点。治理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你必须学会在几线同时作战，既要面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留下的遗产，也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新世界。领导与统治的艺术，在这国家是如此重要。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早在1982年4月10日，*就意识到在改革进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公平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十亿人民九亿商”是1984年的口号，到了1985年，人们越来越感到那些不再进入政治舞台的高干子弟们利用“官倒”获得巨额利润，那些掌握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那些小商小贩多……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日趋停止，在1984年达到产量高峰后开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最初农村改革那样顺利。在企业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没能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问题，而且就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所说，1985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经济学家科斯定义的企业，一直到1993年，中国才建立现代公司制。而那些更为活跃的民营经济，总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帮助。中国也缺乏一个能够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在众多的国有企业试图不再充当工人的终身保姆之时，社会却不知道如何为那些在工厂中服务多年、习惯于一切都由工厂解决的工人们提供新的机会。而对于金融体系而言，没有真正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银行……
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们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就必然会出现。在改革的最初，人们为一点点利益而兴奋，为一点点自由而倍享*，因为之前的时光过分压抑。而现在，当人们获得的越多，他们想要的就越多。当普通公众为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风气而抱怨与不知所措时，知识分子则开始了更为本质的追问。当*在1978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知识分子仍被过去20年的历史战战兢兢；而时间到了1985年时，知识分子已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影响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位身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都知道，诗歌、哲学与思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些有幸上大学的年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热衷于谈论尼采、萨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谈论比尔·盖茨与默多克，一本尼采的书可以卖到15万册，更为晦涩的《存在与虚无》卖到10万册……对于西方文学、哲学的巨大渴望，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饥渴与迷惘，人们渴望通过的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生命、爱情与世界——这个世界长期被禁欲主义与千篇一律的革命文学所左右。而追问得越多，他们就越发现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国家与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经坚固的信念都烟消云散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邓小平时代（7）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来自于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