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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员们都低头不语。他好像发现队员们对他的苛刻要求不满，便又诚恳坦率地说：“我要求你们生活节约，你们也可以监督我的生活。发现我有浪费的地方，你们也可以批评纠正。有人说，我是‘太子’，可以多多享受。是的，我是有特殊的优越条件的。但我不想也不愿这样。我洗脸放的水从来不超过那圈圆痕，你们可以检查。国难当头嘛！”接着，他话锋一转，指着两位快要结婚的青年说：“我在苏联结婚时，只花了两个卢布办理结婚登记，就万事大吉。没有请客喝酒，也没有送礼受礼的麻烦。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
把南昌搞得热火朝天（1）
那时，喻松刚从上海抗日前线张治中的集团军总部撤回到南昌，被当时的江西政训处处长肖淑宇强留下来，协助他创办培训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大队。肖淑宇兼任大队长，喻松任专职大队附。当时，有不少从平、津、沪各地流亡来的大专学生云集南昌，正好作为政工人员的培训对象，随即借用罗家塘原私立匡庐中学办理招生，不到一周，便录取学员160余名。
由于江西政训处尚未组建起来，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工作人员，多半由保安处调来，所需经费、服装、武器等等，也大都向保安处借用，并于1938年1月正式开课。
开课不久，中队里有人告诉喻松：“蒋经国副处长不声不响地来过好几次，还参加了一次学员们的小组讨论会。”
没过几天，蒋经国便到大队部来找喻松。他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蒋经国，你们工作很辛苦，今天特地来看望你们。”态度热情又随和，同在坐的人都一一握手，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一点也不像喻松想像中的“蒋太子”。
坐下之后，小蒋饶有趣味地说：“你们这里很暖和，比外边的温度高多了。”
当时正值四九寒天，喻松没有理会到他的谕意，忙说：“门窗都关严实了，冷风吹不进来。”
小蒋说：“我指的不是这个，而是抗战气氛的冷暖。”
从这里打开了话题，一直谈到如何动员广大青年加强抗战工作，以及如何使当前沉寂的局面变得热烈起来等等问题。
喻松说：“对此，我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里开课才半个多月，政训处才建立起来，也准备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搞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小蒋高兴地说：“说干就干吧，算我一个！”
就在蒋经国这次来谈后不久，“南昌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筹备会”召开了，小蒋亲自参加了筹备会。
江西民国日报社记者汤彤瑢（又名汤光溶）参加了会，保安处政训处的编纂股长笪移今主动地给他介绍认识了蒋经国。在他的想像中，以为小蒋可能和乃父一样，瘦长个儿，威仪一表，身着戎装，腰佩短剑，少将领章，脚蹬长统套靴，十足的军人气派。谁知见面之下，站在前面和汤记者握手的却是一个中等个儿，身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操着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普通话，一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公务人员。他那亲切和气，没有一点架子的言谈举止，使汤记者消除了拘谨，立即随便谈开了。由于会场上不便多谈，小蒋约他去家里谈。
这天晚上，汤彤瑢走进了那个四合院中的小楼房，里面是灯火辉煌，门庭若市，客厅、书房、饭厅，乃至寝室、厨房，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其中有进步的学者、名流、专家等，如：孙晓村、雷洁琼、王造时、彭文应、范长江、孙席珍、曹聚仁等，还有青年音乐家何士德、青年活动家杨炳超等，以及来自四面八方抗敌剧团的男女青年演员、导演和许多的青年学生，济济一堂。就在这座房子里，有的角落学者在作专题讲演，有的角落在开座谈会，楼上的厅堂里还在举行音乐舞蹈演奏会，都围绕着抗日救亡的宣传内容。小蒋却在各个场合巡回观看，有时还参加一些活动或提出改进意见。他更多的时刻是认真地向专家、学者请教，诚心诚意地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着重了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有时大家请他发表意见。他当时对国民党的腐化的现象也是不满的，特别对军队抓壮丁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对抗日救国的主张，基本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尽管主人与宾客之间，客人与客人之间，各人的出身、经历、学识、思想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当然，其中也难免混杂有极少数以盯哨、刺探、告御状为职业的阴暗人物。
不久，以政训班的学员为主，加上政训处的宣传人员，在南昌市搞了一个抗日宣传周。大幅漫画悬挂通衢大道，抗战标语贴满街头巷尾，各种形式的小演唱、活报剧等通俗化的小节目出现在街头，一时把整个南昌市搞得热火朝天。最后两天，还借用公安局礼堂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和相声等节目，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时，设在高升巷的新四军文工团人员，也积极支持并参与了这次活动。
从这以后，蒋经国经常会来找喻松谈谈，有时还邀他上街走走，询问些有关南昌市的历史情况和现状，有时也会去看看难民收容所和小手工业工厂。他多次表示愿意和青年人接触，希望喻松能介绍一些青年朋友谈谈。
有一次，喻松去保安处联系工作，蒋经国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招手要喻松进房来坐坐。小蒋劈头一句便说：“我就是坐不惯这样的办公室，房间大，桌子也大，却没多少事情要做。”接着，他突然问喻：“你没有手枪么？听说你的手枪打得很准。”他一面说一面按铃把经理科的黄科长请来，对黄说：“上次你给我看的那种左轮手枪，可以给大队附同志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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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南昌搞得热火朝天（2）
1938年2月底，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第一期学员已告结业，绝大多数学员都派到江西保安团充当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喻松前一段的工作不符合保安处的参谋长熊彬（熊式辉之侄子）的口味，熊彬有意把他调到曾戛初的保安第二团担任团指导员，并指派中共叛徒陈洪时续任政训大队的专职大队附。
喻松到职之前，曾陪同蒋经国去过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青年服务团和江西政训处等单位，并先后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等，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保安二团驻在瀛上，喻松到职以后，蒋经国也经常来到瀛上玩玩。瀛上是郊区，丘陵较多，有时练习打靶，有时也去各中队看看士兵的政治学习。于是，蒋经国与团长曾戛初也很熟悉了。
在这段时期，蒋经国还常和喻松谈到他所深恶痛疾的“四害”问题，即鸦片烟、赌博、娼妓、贪官污吏。有一次，他突然问喻松：“你们江西的草鞋怎么这样贵？听说一双两元钱。”
喻松听了愣怔不解。稍后才悟到，原来他是幽默地讽刺各县那些下乡催税催粮的法警，对老百姓敲诈勒索的草鞋费。
蒋经国还问他：“听说坐牢的人，进牢、出牢都要花钱，真是这样吗？”
喻松说：“确有其事。”
还有一次，以###起家的浮梁区专员酆景福前来拜访蒋经国，喻松轻声对他说：“这家伙原是我们高安的县长，是个刮地皮的能手。”
小蒋不客气，出来指着酆景福的肚皮说：“你这么大的肚皮，里边可有不少老百姓的东西啊！”
酆专员窘得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应对。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1）
1938年1月，小蒋刚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就应邀出席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的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主张国共两党“携手共进”、“合作抗日”。他不光嘴皮子上说一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蒋介石在考察苏联的时候也觉得共青团有朝气，就接受儿子的建议成立了“三青团”。蒋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蒋经国又提议，三青团团员的地位与国民党正式党员相等，甚至年逾25岁之后，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