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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大家读书写字，每人写的大字要集中到秘书室审查。除了请学有专长的人前来讲课外，他自己也登台讲话。他不采取先生讲学生听的方式，而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有问有答。
有一次他谈到“动”和“静”的问题时，指着讲坛上的讲桌说：“你们说它是动还是静的呢？”下面听的人说“静”的很多，也有几个说是“‘动”的。他问：“为什么它是动？”有的说：“因为地球是动的。”有的说：“今天放在这几，明天搬到别处。”他不满意这些答案，点名黄文耀科长问：“黄科长你说它是静的吗？”
黄科长说：“不是，我认为它是动的，桌子放在讲坛上，表面上是静止的，其实它的内部分子是不停地在变动着的。”
他说：“对了！我每次到这里来讲话，见到这张桌子面上的裂缝越来越大，将来总有一天会完全烂掉的。”
除了在台上讲话他像老师上课之外，他有时也像老师批改作文那样批复下属的报告，有眉批，也有总批。黄文耀兼镇长半年之后，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写成了一个有大小标题的报告给他。过了几天他亲笔批阅发还给徐。其中有一段徐写的，大意是他过去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虽然读了不少书，但到了社会基层却学到了很多过去书本里所没有的东西。因此可以说过去在学校里读的是小书，而社会却是一本大书。当时，徐以为自己的这种观点很有特色，想不到蒋比他棋高一着，在上面来了一个眉批道：“我们不但要读大书，而且要用血汗写大书！”最后的总批是：“文耀镇长，从远道来赣南工作，少言而有苦干精神，经国望文耀成功之心甚切，故亲批此文，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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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化的为政作派
赣南老表经常见到的蒋经国，是个极普通极平常的人，穿着十分随便，夏天穿的是安安蓝布衣裳，冬天穿的是光棉袄，也就是俗称的饿佬棉袄，布料是赣南土布名叫石扣兰。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行政干部都是穿的石扣兰土布衣裳，同普通群众没有什么很大区别。他脚上热天穿的是草鞋，冷天穿的是胶鞋，从未见他穿过皮鞋。他头上戴的是牛皮鸭舌帽。他说戴这样的帽方便，下雨也可以保护头上不淋湿。他下乡总是一个人走路，不带随从，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还不带雨伞，背上背一顶很粗糙的大竹笠。
小蒋个性开朗，胸怀坦荡，行为洒脱，富有生活情趣和幽默感。他常和青年小伙子玩儿，在一起打球、跑步、游泳，说说笑笑，不分彼此。在早晨跑步锻炼之后，小伙子们缠着要他作东请大家吃豆浆时，他却反过来给小伙子们出难题：不讲清豆浆制作过程的不准吃。在大多数人结结巴巴说不清时，他却说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由此足证他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
蒋经国的性格秉赋和他平民化的作派，使他具有做群众工作的天然优势。他在苏联又学到了“党员干部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思想，所以在任内能够勤政亲民。他在行使权力时，敢负责，能办事，对下属比较平和，跟他父亲的威势熏天、弟弟的潇洒自如都有不同之处。据他的老师和身边人员的评价，蒋经国的智商和水平确实不是很高，当然也不算愚笨，但他的勤快平和，尤其对决定政令、处理公文，具有特殊的兴趣和精力，弥补了他的先天不足，使他的办公效率和决策能力都好于父亲，他勤政亲民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这虽是共产党人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但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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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爱民（1）
蒋经国学苏联学得最好的是“联系群众”。到江西后，他一再要求各级官吏注意各自的形象，狠刹违法乱纪歪风。为摸清下层的腐败程度，他还自兼赣县县长和保长、村长、甲长，一杆子插到底。他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佣的三轮车。他经常短衣草履，放下身架，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广泛联系群众，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从1939年至1940年，他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随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
他在爱“走路”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廉政”，尽量避免给属下和民间造成自己以特权谋私的印象。
有一次，他同随从刘兆祥来到杰村乡检查后，刘兆祥陪同他一起去社富乡上五指峰寺庙参观。社富乡长提来猪肉、鸭子，想用庙里的锅灶煮了犒劳专员。他不让在庙里煮。他说，如果要煮就在寺外支锅灶。这既说明他尊重寺庙吃斋的规矩，也说明他的饮食是很随便的。
国民党方面在宣传的材料中，曾特意列举二例证明他的清廉：一例说专员在赣州城东镇驾驶三轮车时轧死两只鸡，自己写条子给镇长并赔上20元。一例说专员在1944年8月1日交卸赣县县长职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发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
小蒋经常微服出巡，接近群众。他总是穿一套蓝布工装，戴一顶鸭舌布帽，两个警卫人员，也是粗布便衣。蒋经国经常随意跑到街道居民家里，或农村农民家里，同平民百姓随便聊天。见到谁，他都彬彬有礼，握手问好。他在工农群众面前，总是说：“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连我这个专员在内，都是民众的公仆，是你们工农大众的仆人，是替你们办事的。”但是，工农群众真向他倾诉困苦要他办事时，小事他当场就办了，大一点的事他就说大话推诿了，总是说什么：“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把新赣南经济建设计划实现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接着就是滔滔不绝宣讲“建设新赣南”和实现“五有”的“光明前景”。所以，接近过蒋经国的群众，有的说：“原来蒋专员是给我们宣传‘五有’来的。讲讲‘五有’是容易，做到‘五有’就难啊！”有的说：“‘五有’，何时有？望梅难止渴！”
小蒋不像他父亲那么严肃，他性格中有诙谐滑稽的成分，有时像孩子般喜欢恶作剧，这也有利于他“联系群众”，博得好感。一次，一个三青团筹备处的青年干部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地抽烟，老远看见他迎面走来了，立即把捏着香烟的手藏在大衣口袋里，若无其事地向前走。这一切早已看在小蒋眼里。当那干部走近蒋专员时，小蒋却故意停下来和他说话，不露声色地东拉西扯。那干部很尴尬又不能不陪聊，一会儿，那位干部的手止不住地抖，口袋里冒出了烟，小蒋又故作惊讶地帮他把火扑灭了。他这才哈哈大笑，从容地笑着点题：“你知道筹备处的戒烟条例不应违反，这是好的，错了就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不要弄虚作假。我老早看到你把烟揣在口袋里，所以我就故意和你说话。果然布包不住火，真象终于败露了。”那位干部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小蒋和他亲切地握手，连说“对不起”，各自走了。他这种戏谑式的批评，比他父亲雷霆震怒骂一顿效果好得多。
蒋经国在赣南时期，规定对赣南的任何工人，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服务性工人，都得称他们为“工友”，不许叫工人，或“茶房”、“黄包车夫”、“汽车司机”等。长期居住在赣南的人，从开始不习惯到慢慢习惯叫“工友”了。但路过赣南的人，却往往不习惯叫“工友”，仍叫旅馆工人为“茶房”，叫人力车工人为黄包车夫等，这样一叫，“工友们”就有意见，因而常发生争吵事件。一家旅社的青年工人这样责难旅客，说：“委员长（蒋介石）的儿子蒋专员都尊重工人称工友，不许叫茶房，你为什么要叫我们是‘茶房’呢？”后来这位工人把警察找来了，警察对旅客批评了一顿才算了事。
一些年龄较大，稍有觉悟的工人，对蒋经国这一套则没有多少好感。他们觉得是不是尊重工人，不表现在嘴巴上，他们说：“叫一声工友，难道就改变了我们工人的地位了吗？蒋专员如果真是关心爱护我们的工人，少给我们搞些额外负担（指这样那样的会议，向总裁行礼、背诵赣南家训等等），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话要说回来，叫工友总比叫茶房、车夫更好听，含着些许尊重。
蒋经国在赣南还组织并亲自参加过许多宣慰赣南人民和宣慰抗日将士的活动。有的是由他率领专署政工人员和三青团江西支团的宣传人员数十人赴赣南各县进行宣传慰问，用演戏、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