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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若有罪，我亲自陪他们一道绑缚去泰和报到！”
曾是中###员的叛徒冯琦吓一跳，但仍眨巴着眼睛说：“蒋专员，请不要着急，他们都是经过核实的共产党员。”
小蒋冲着他讽刺挖苦起来：“哼，不错，他们都曾去过苏联，也都曾加入苏共，那又怎样？你不也到过苏联，不也加入过中共吗？只不过你把徐锡根的名字改成了冯琦，摇身一变罢了。”
一被抖落根底，冯琦就张不得口了，叶竞民赶紧打圆场，说：“蒋专员，别误会，这不是请你过目吗？你担保的，我们就拍司嘛，好，就从葛洛开始，行吗？”
小蒋又说：“不行，葛洛从温泉练兵就跟我，又是我请到赣州来的，不能用我的手把他送进牢里。”
经反复争执和电报电话往来，最后，蒋经国被迫同意从雷宁开始，于是便有了赣州的大搜捕共产党地下人员和爱国青年的恐怖行动。
4月的一个天气阴霾的下午，雷宁在回来的路上遇见葛洛，他急忙地拉着雷宁到青年会的茶座，告诉雷印染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的大街上被特务追得到处乱闯，引得商铺做买卖的和附近的居民惊慌不迭。市民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后面追赶的人握枪把他押走了。用不着说，便服抓人，除了特务，没有别人。
葛洛问：“怎么办？要不要撤退？”
雷宁还有点书生气，说：“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
哪知他一回专员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就光临了。本来是熟人，他却一反常态，推门进来就说：“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二三个士兵手握武器，雷宁一看就完全明白了。
雷宁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他的前后挟持着。科长还一股劲儿说宽慰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雷宁当然明戏，如果真的“很好”，只是想谈几话，还用士兵挟持吗？
穿过昏暗的街道，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已经关里面了。这下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变脸是迟早的事（3）
这一夜是大搜捕，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文明），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溶，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寄押在白云山习艺工厂。
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功绩之一吗？他们参与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雷宁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雷宁托他们带走了他写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要撤退，要越狱而走。可是由专署派来担任为犯人上文化课的地下党员葛洛，带进了中共江西省委给他们的慰问、鼓励信。江西省委来的指示却是：不准撤退，坚持斗争。根据党的指示，雷宁、甘时鸣、汤光溶、杨传琦、上官和他们五人推定了雷宁、甘时鸣为正副组长。组成了狱中党小组，继续坚持斗争。与此同时，也传来了小蒋对他们五人很关心的信息，要他们写信给他，要求留在赣县工作，由他长期考察监督。可是小蒋又到重庆去了。不久，他们也就被解押到了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葛洛是蒋经国亲自请来的，发生此事，他不得不礼送出境，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他向往的地方去了。四大秘书也开始被排挤。由政校系来的人执掌专署主要部门。
雷宁的家属找小蒋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
1941年5月下旬，四区专署又查封了出售《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的江西书店（在至圣路），要逮捕地下党员经理伍云华。伍云华闻风逃脱，但是书店里的其他地下党员还是被抓走，这个中共地下组织也就被破坏了。
这次查封江西书店和抓人，是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冯琦（CC系，江西中统特务头目）亲自到赣州来执行的，他先找到蒋专员商量，亮出名单，专员同意了，派特务室的人带了军警去协助逮捕，后来把抓到的人送到马家洲去了（江西省中统特务在泰和的集中营）。
不久，四区特务室在杨明的布置之下，派了行动组长蔡百里、侦察组长汤觉吾，带了一帮小特务，前往南门外营角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分会驻赣州办事处”，抓走了人，又破坏了一个中共的地下组织。
1942年，中华正气出版社资料室主任魏晋被捕，特务室要他登报脱党###，魏晋拒绝。后经周百皆竭力营救得以保释。
经过这场变故，许多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失踪了，蒋经国愈来愈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他原来的改革计划也大半随之半途而废。
当时赣南形势不是孤立的，是全国局势变化的缩影。在全国，蒋介石又打起了###的旗帜，由“曲线救国”来代替全面抗战了。
小蒋并不情愿发生这种变化，在这种逆转中他自己都差点不保。这一切，被他后来著文斥作“黑暗的恐怖”，无疑在日机轰炸下母亲罹难的伤口上加了几把盐，令他痛苦万分。由此，他日见脾气暴躁，遇事易怒，使原本就是劳动民众那种棕色的脸，显得黑了许多。他深深感到，“有许多人捏造了许多事实来攻击、来毁谤，并且有计划的派人、派兵到赣州来，（是）要想造成一个蒋经国不得不走的事实”（见蒋经国著《哭王继春之死》）。在江西省参议会上，某些人抛出的一个提案，“要求政府很快的调换专员”（同上文），便是要把他赶走的一个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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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急转弯粉墨登场（1）
在这种全国逆转的情况下，蒋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紧箍咒。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又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因此，他的改革，他的冲劲，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正如美籍华裔作家江南所说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烟土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
蒋经国不断收到乡长和保甲长们的情报，说乡下“匪患”越来越严重，乡团队的人被“土匪”打死的不少，此患不除，将酿成“大祸”。蒋经国最后下了决心，一变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亲自带领保安团去平定“匪区”——红军长征后仅存的赣南粤北游击区。
此时的蒋经国再也不是戴鸭舌帽，穿夹克工人服，见了人就笑着打招呼的“蒋经国同志”了，而是一身戎装，戴着白手套，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保安少将司令了。
蒋经国率领的保安团队来到南康县，追索所谓逃走的壮丁，沿途洗劫，群众愤怒无比，质问蒋经国：“这哪里是国共合作？你们还在‘剿匪’嘛！”
蒋经国竟然回答说：“就是‘剿匪’又怎么样？”
终于，群众忍无可忍了。一天晚上，熟睡中的蒋经国被卫兵叫醒：“蒋专员！蒋专员！共产党暴动了，把团队的枪全缴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红军长征后，有些赤卫队员留下来了，散居在乡村务农，他们见蒋经国在赣州大抓共产党，现在又带兵到乡下来“剿匪”，闹得百姓遭殃，鸡犬不宁，就秘密联络起来。群众有反“围剿”的传统，一呼百应，一夜之间，就把保安团队的人分割包围。保安队被吓懵了，一个个乖乖缴了枪。
这一惊使小蒋的脸变得更沉了。1940年6、7月间，他在赣州召开的三青团会议上，无端指责共产党违背民族利益。在另一次行政扩大会议中，他又和信丰、大余等县县长秘密讨论了所谓防止“非法分子”的活动，“剿匪”油山“###”的问题。接着，又与邻省韶关、南雄等地专员、县长秘密召开“两省联防会”，共同对付共产党游击队。赣南专署还出告示，规定“窝藏奸匪”者杀头、坐牢，告密者赏谷子。
蒋专员目睹信丰县的革命火焰正旺，油山的游击队活动频繁，这是他“大展鸿图”的障碍，因此绞尽脑汁，企图扑灭革命火焰。但他又怕公开撕毁国共合作协定，罪责难逃。故借清查户口、挖掘兵源、严行三禁、安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