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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每人每月45斤粮哪里去了？不是有一半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层层吞吃了吗？”
他用手一指彭克勤说：“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为什么不管一管？”彭克勤正结结巴巴想解释，他又一拍衣服荷包，“中国这些当地方官的，上任的那一天，的确是两袖清风，口袋里空空的；可是走的时候，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破了，怎么破的？叫金条、银元和钞票胀破了……”礼堂里暴发一阵大笑，把个彭县长整得恨不得钻地缝。
实例之二：“强买蛮夺”，当兵的欺侮老百姓是常事，老百姓怕兵是常理。凡是穿军服的，老百姓都称之为“披着老虎皮的凶神恶煞”。特别是进城卖菜的农民更是吃惯了当兵的苦头，见到当兵的上街买菜，莫不纷纷向街道两旁的小巷躲避，躲不及的只好自认晦气。菜价任凭赏赐，一言不合，不但菜担翻天，瓜菜满地滚，还要挨顿饱打。这土匪江湖场面也叫这位“蒋太子”亲眼看见了。他亦庄亦谐气愤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一担菜也来得不容易呀，辛辛苦苦挑上街来，想卖几个钱，得到的报酬却是‘五吊’（一掌五指，谐称五吊）‘一元’（即一拳）和‘一角’（一脚）。”他边说边比划，引得哄堂大笑。接着，他严肃地说：“当兵的不讲理，欺侮老百姓，这样的兵，老百姓会拥护吗？能拿去打胜仗吗？归根结底，还是要怨当官的，平时教育不严，克扣他们的粮饷和伙食费，他们不敢找当官的，只好在老百姓身上出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倒霉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这些话国民党的官员哪个敢讲？只有小蒋敢讲，他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们自然给他热烈鼓掌。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2）
实例之三：“贪污舞弊”。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因而田赋改征实物。这便给承办人员大开了贪污之门，收进以优为劣，压级压秤，扣潮扣杂，百般挑剔，千般盘剥。这种情况也被小蒋打听得清清楚楚，举出实例，使得彭克勤面红耳赤。
实例之四：深夜搜查，借故勒索。夜深人静，当人们一天疲劳进入梦乡时，突然响起一阵砰砰的急促敲门声，人们都习惯地知道“查户口”的来了。赶忙披衣起床，全家列队静候点名应卯，经过一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角头角落的搜查，如果有漏报人口的临时来客，就成了他们的“猎获物”，机警的户主懂得其中奥妙，塞点烟酒钱，也就化险为夷，万事大吉。否则，也许当场像变戏法一样，会在床上搜出一块大烟土（鸦片）来，或者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把你一锁就带走了。这些社会黑幕，小蒋以生动的描画和诙谐的语言形容得淋漓尽致，听众捧腹，笑中带泪。
实例之五：“抓丁抓夫”和“捆绑壮丁”。政府只管要兵，不重视士兵福利，不保障军属生活。进了兵营，吃不饱，穿不暖，不死也得脱层皮。人人不愿当兵，兵源愈来愈困难。终于变成了“抓丁拉夫”，被抓去的壮丁形同囚犯，剃光头，受禁锢，行动不得自由，连大便都有人监视。送部队点交时用根又粗又长的麻索缚住手臂，像蛤蟆一样串成一长串，走不动的就拳打脚踢，视之如猪狗。这些丑恶场景恰好也被小蒋撞见，他痛心地说：“这些被抓来的壮丁是人，人不是牲畜，却受到这种种非人的待遇。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就因为穷，没钱行贿，就被抓来当兵，这样抓来的兵又怎能敌忾同仇去保家卫国呢？”
官员们哪有把老百姓当回事的？偶尔把老百姓呼来不是训斥打骂，就是摊派勒索，而蒋处长既不训斥打骂又不摊派勒索，说的都是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听了叫人痛快。只有站在一旁的彭县长灰头土脸，被奚落嘲讽得好不自在。
小蒋视察乐平之后，开车前往五区专署，视察国防工程。五区专署设于景德镇，这国防工程所在地距景德镇有十余华里，不通汽车，按当时官场惯例，已备好轿子伺候。蒋经国对于象征腐化的轿子看都不看一眼，拒绝乘坐，坚持步行。这可把当地官员整苦了。陪同视察的五区专员酆景福、浮粱县长屠孝鸿、波阳县长吕伯荩、乐平县长彭克勤等，各自都有自己的轿子，蒋处长不坐，他们哪敢坐？只好随同步行。这班专员县长们平日养尊处优，被伺候惯了，一个个身体肥胖，行动不便，对于这往返约三十余华里的步行，叫苦不迭。蒋经国哪管这些，何况又成心要他们难堪，他健步如飞，除运动员出身的波阳县长吕伯荩勉强能跟上外，其他人均远远落后。小蒋看到这种情形更是乐不可支，更加快步奔走，专员、县长们不得不拼命跟随，累得气喘嘘嘘，疲惫不堪。被小蒋整得心神交瘁的乐平县长彭克勤一不小心，“扑通”跌倒在地，幸亏侍卫急忙扶起。
蒋经国没有放过他，又在###上演说：“国难时期，凡我公务人员均应加倍振作。现在有的县长连路都不会走，跌跤了，这怎么行呢？”
蒋经国整得县长跌跤，在江西官场一时传为笑话。
地方党政首长被整得狼狈难堪，他们不敢跟“蒋太子”公开较劲，只有秘密告状一途。因为小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弄得地方官员个个紧张，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和告状信件，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不过，那时候他的确与共产党打得火热。他不仅经常参加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活动，还担负了另一个任务，为在南昌的苏联航空大队做翻译，照顾他们的起居。
为了帮助缺少空军和飞机的中国抗日，苏联飞机不断地飞来南昌，而且越来越多，南昌和武汉两地，经常驻有一百几十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接待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任务，原由江西励志社负责办理，办理得不好，因蒋经国在苏联多年，并一度学过空军，对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了如指掌，便换了他来办理。由于他参与此事，使接待工作做得更为周到。蒋经国常组织些联欢节目，激发了苏联空军人员的战斗意志。抗战初期武汉空战大捷，苏联飞行员一举歼灭敌机十余架。
后来在苏联空军担任少将的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回忆说，那时，他也在南昌航空大队，几乎每天都见到蒋经国，那是个卓越的人，关系处得很好。小蒋还悄悄告诉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的党证，他从未退出苏共。在小蒋的努力下，苏联航空大队跟他夫妇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夏伯阳》。那是小蒋从苏联大使馆弄到的，由他本人担任翻译，中国年轻的飞行员边看边欢呼，挺崇拜苏联英雄的。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3）
蒋方良跟苏联飞行员也处得很熟，常在一起喝茶。苏联飞行员发现，小蒋跟妻子一起时，都是说俄语，从不说中文。
1938年8月，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临回国时，蒋方良来看他，感伤地对他说：“阿廖沙，你要走了，替我亲吻祖国的土地！”
阿廖沙劝她：“你也回来看看吧！”
“不，这不可能！”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阿廖沙理解她是没有自由的。蒋方良从不干预丈夫的工作，从不参政，好不容易适应了在中国金丝笼似的生活，好不容易获得周围中国人的尊重，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回苏联是不可能的，她只好把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愫深埋心底。
在南昌这段时期，蒋经国为人随和是人所共知的。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适应。对爱歌唱跳舞的，他能随同合唱或参加表演；对好讲笑话的，他也能说些引人哄堂大笑的故事；对商讨问题的，他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已作出决定的安排，他也从不变更。这一切，无疑是受人欢迎的。
有人欢迎就有人怨恨。小蒋在南昌呆着是越来越让熊式辉头疼。小蒋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上演讲，招待苏联航空大队看苏联电影，又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种太过进步的举动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小蒋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在南昌搞得翻天覆地。熊式辉会做官，他心里虽然不满小蒋的言行，但表面上却为小蒋辩护，在老头子那里为蒋公子开脱，说他的言行基本上符合国民党的规范。不过，这些指控还是起了作用，戴笠奉蒋介石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布置特别任务。文强出身于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