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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洋人义和团〃行为主要体现在抵制中国产品上，他们说勤劳吃苦的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却不问自己的懒散是否妥当。焚烧中国产品、驱赶中国商人、提高市场准入条件、阻止中国并购他们的企业、逼迫中国货币升值等等，洋人义和团变着花样折腾中国。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印度等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正在快速走向与他们同样的成功，甚至开始在很多方面显示出超越他们的巨大潜力。他们原来引以为傲的财富生活和道德优势，已经露出衰败的征兆。
五、〃有困难，找中国〃中国百姓遇到困难，有找〃警察叔叔〃的传统。现在全球养成了一个习惯，〃有困难，找美国〃，中国能不能主动做点什么，为全球未来搞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国已经强大，也必须强大，中国的〃道德〃价值应该超越和覆盖西方的〃利益〃价值，世界榜样应该重走〃道德路线〃。
一神教的习惯思维，使西方文明总是容易走向极端。在文艺复兴以后的500年里，个人主义被不恰当地放大。国家主权至上，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主义原则的逻辑延伸。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造成诸多冲突和悲剧。
从人类和地球的整体出发，人们已经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应该和平共处，国家应该平等交往，既要树立统一性的标准，又要合理容忍差异性。虽然西方强国也经常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方文明难以做到这一点。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国家利益至上的长期战乱和纷争，最终实现了统一，并成功地在农业社会的环境下，将统一延续了2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持续冲突，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个人欲望膨胀和社会局部利益至上，只会给社会整体带来危害。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中国思想家那里，早已有透彻的表述。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中国人寻找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共同原则下的统一，这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古代的解决方案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同在于，当年中国的解决方案，适用于相对自然封闭的中华文明区域，而如今，我们所面对的不再局限在中国，而是要为全世界的未来提供解决方案。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4）
战国时期结束后，中国对个人纷争和社会局部利益纷争持否定态度。中国人认为，个人欲望应该得到克制，局部利益不应该无限制放大，社会应该建立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上。因而，中国人不喜欢战争，尽量避免冲突，总是希望以公平合理的原则调解矛盾，使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而，中国古代自战国时期结束后，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的倾向并不明显。
中国人所建立的统一原则是把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的道德原则，而民族主义则更强调利益。举例来说，战国末期的屈原被现代人看成是中国爱国主义的早期代表，但在历史上，自秦朝统一中国后，屈原的爱国主义便不太被重视，并且一直有所争议。直到南宋时期的朱熹，面对外族入侵，才第一次提出屈原是〃忠君爱国〃这个说法。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在一些历史关键时期，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才在某些关键人物身上显露出来。而且，这一显露实际上也不符合现代民族主义的特征。比方说，把屈原总结为〃忠君爱国〃，其中并没有多少争夺利益的色彩。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君〃象征着最高的道德权威，因此，〃忠君〃实际上是要维护作为统一基础的道德原则。用今天来类比，古代〃忠君〃的价值，其实类似今天人们捍卫基本*，它与捍卫国家利益是有本质区别的。
由于最高道德原则的存在，中国古代对于自然民族的划分，也没有明显的利益前提，其他民族只要接受共同的道德原则，就可以成为一家人，在利益方面没有任何歧视。与此同时，如果因为客观原因，造成新的〃自然民族〃，如由于迁徙和交通不便而造成的〃客家人〃，虽然也与当地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冲突，但是，在共同的道德原则下，冲突和纠纷不至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客家人〃渐渐都与当地人融合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在合理的道德原则统领下，将利益的冲突尽量化解到最低程度。因此，不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古代社会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很少用利益标准设置人为的障碍。这一传统的改变，是在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
对于义和团运动，人们有很多种解读。最常见的就是来自西方社会的解读，他们将义和团视为狭隘、愚昧的民族主义，因而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西方人对义和团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因为义和团的反抗目标，清晰无比地对准了洋人。由于洋人自认为代表先进文明和绝对正确，那么，反抗洋人就等于反抗先进文明和绝对真理。从结果上看，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并采用与西方同样的国家利益标准，再来看待义和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合理性。19世纪后半期，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欺凌，受欺负遭受严重损失的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利益被严重损害的共同体。当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以他们的利益原则颠覆了中国的道德原则，这个利益受损共同体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在过去，他们可以呼吁青天，甚至可以示威造反，通过捍卫道德原则，来保障他们的利益。而当洋人操纵了整个中国，上述一切手段都失效了。当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西方人还拥有〃治外法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多么无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5）
靠清朝政府已经不可能实现保障他们利益的目标，他们只有靠自己。自己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符合西方标准的天经地义的行为。因此，1900年出现的义和团，实际上是在西方利益至上原则摧毁中国道德原则之后的结果，是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刺激下产生的中国较早的现代民族主义精神。而且，这一中国较早出现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前文讲到工业化对主权民族的塑造时，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越是利益趋于一致的群体，越是容易产生*的呼声。因此，当广大中国人，因受到西方的欺凌而成为一个利益一致的受害共同体时，联手反抗就是*的必然。义和团实际上就是中国人面对缺乏道德的西方人而出现的*革命。我们承认，义和团的手段比较天真，思维比较幼稚，但是，他们的要求天经地义。从个人主义和天赋*的角度说，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个*利。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义和团运动是在西方利益原则剥夺中国利益时，由中国百姓发出的保护自己利益的声音。虽然这一民族主义的热情还比较幼稚，但是，它的意义应该被肯定。批判义和团的人，如果不是外国人，他们能否告诉我们，除了反抗，还有什么选择？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久，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与此同时，〃中国〃的概念也浮出水面。此后数年间，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多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上述诸人提出的〃中华民族〃都是指汉族。孙中山当年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也是受同一思潮的影响。今天来看，这一思潮的依据，确实是在自然民族基础上的狭隘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后，黄兴等人很快意识到，以自然民族构建的国家利益非常狭隘，于是，〃中华民族〃变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存概念，民国时期的一首国歌也以〃五族〃为号召。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地方官员，也以地方法规的方式，禁止商人和官文中出现〃大汉〃的字样。1917年，李大钊针对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明确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从理论上将〃中华民族〃涵盖到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此后不久，〃五四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