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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葬礼的早晨，东先生的家人将一个放有原稿的包袱托付给我。这批原稿是：
·《昭和天皇独白录总结批判》，共59页；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第一卷的彻底查证》，共40页；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第二卷的彻底查证》，共51页；
·《对开战责任者东条英机的彻底批判》，共64页；
序言三（2）
·《结论：BC级战犯》，共39页；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第一卷的批判查证》，共40页；
·《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第二卷的查证》2册，共103页；
·《东条英机批判》2册，共174页。
1995年公开的《昭和天皇独白录·寺崎英成御用挂①日记》，是由天皇身边的寺崎英成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的昭和天皇1946年4月前后所说的一些话。该日记由现住在美国的寺崎英成的女儿保管。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28人是1946年4月28日被起诉的，该日记所记录的正是天皇在那时的言论。一般认为，这是强调天皇无罪论的东西。这批原稿，是东先生深入阅读了这个“独白录”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逐条加以反驳批判的大部头原稿群。在所附的信件中写有“我刚92岁”，说明了写作时间一直延续到2004年。虽然诉讼于2000年1月结束了，但东史郎先生还一直在继续着战斗。
从19年前的1987年，东先生第一次公开为南京大屠杀真相作证言开始，对他的诽谤、中伤、责难、恫吓就持续不断。尽管如此，东先生却说：“是谁制造了罪恶？应该被谴责的人是谁？只有探求罪恶的原动力、祈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才是日中友好的基础。”他一直在探求反省罪恶的原动力，并坚持为加强日中友好的基础而拼命工作着。
在留下的原稿《对昭和天皇独白录总结批判》的封面上，他用有力的字体写下了“在日本，没有进行由日本人自身对战争的审判，没有追究战争的责任，对败战的责任不予过问。这个批判是我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我想，这些话正是东史郎先生留给我们的遗言。“由日本人自身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希望我们从东史郎先生那里继承下这个大课题，并与未来的人所共有。
（2006年3月写于京都东本愿寺）
① 御用挂，当时日本皇宫中一种官职名称。
（于小彦 译）
作者简介：
山内小夜子，日本东本愿寺佛教研究所研究员，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引 子
2006年1月3日。
古城南京。
人们都还沉浸在元旦节日长假之中，街头巷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是欢乐祥和的人群。
午后，天公突然变了脸，阴沉沉的，下起了毛毛细雨，还夹杂着小雪，淅淅沥沥。
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南京已有两个多月未下雨雪了，这雨雪怎么说下就下了呢？
当时，我刚刚从亲戚家吃完饭，想不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这奇怪的天气，奇怪的雨，奇怪的雪，偏偏没带雨伞。好在雨雪不算太大，还能受得了。于是，我加大了步幅和步速。
正在这时，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打开一看，显示屏上显示的是国际号码，原来是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小姐从京都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过去，她习惯有事儿发传真或发“e…mail”联系，给我手机打电话，这可是第一回。
一定是有急事。
果然，当我按下绿键，话筒里立即传来了山内小姐的声音。她用不流畅的汉语告诉我：“东史郎死了！”
“ 什么时候？”我急忙问她。
“今天上午11时48分。东史郎太太刚才打电话告诉我的。”山内小姐汉语不太流利，说完后就挂了电话。
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几天前，我曾接到山内小姐关于东史郎先生病危再次住院情况通报的电子信件，也接到来自神户的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电话，他们都清楚地告诉我，东史郎先生这次恐怕真的不行了，能熬过新年就是幸事。虽然如此，当噩耗传来，仍不免为这位“忘年交”的逝去感到伤痛。在悲痛的同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十多年来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又立刻浮现在眼前。
第一章：初识东史郎（1）
我和东史郎的第一次相识，是在一个夏天。记得那是1994年8月。
南京的夏天总是很热的。火炉之城，名不虚传。
比天气更热的，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每年8月前后，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活动所引起的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气氛，总是很热很热。有人说，一个城市对它的历史记忆是深刻的，尤其是重大灾难的历史。这话儿富有哲理。
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热、人心更热的氛围里，在南京，我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接待了来自日本京都的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东史郎。
东史郎当时已经83岁，但身体硬朗，大约1米72的身材，短短的头发乌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动作敏捷，走路飞快。他上身穿一件蓝条子的灰色短衬衣，下身着米黄色长裤，脖子上系一条红绳，串有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玉佩，腰带上别着一个“傻瓜”照相机。穿着简洁，打扮利索，一点儿没有年逾八旬的老态龙钟形象，倒像个五十多岁的人。东史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外表和心态都非常年轻。
有人说，一个人对自己年轻时经历的记忆是很深刻的，特别是刻骨铭心的事。这话听起来一点儿不假。
东史郎此次是随着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姬田光一为团长的“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来到南京的，那是他战后第二次来到中国。
此前，东史郎曾在1987年12月专程来过南京谢罪。和他一起来南京的，还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吉田裕，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等一批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有深入研究的日本专家。
我曾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叙述中，详细得知东史郎那次来南京的情况。
那年正值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同胞遇难50周年，东史郎时年76岁。他要在12月13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祭日这天来南京谢罪，的确需要勇气。
据说那是他在战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虽然鼓足了勇气，但到了上海以后，他还是不敢来南京，担心南京人会用砖头砸他这个东洋鬼子的头，希望南京有人去上海陪他一起来南京。
当时，段月萍女士受南京有关方面的委派，去上海接东史郎来南京。
12月13日早上，东史郎情绪低落，趴在餐桌上，紧张得吃不下早饭。问他为什么不吃早饭？他说：“5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我所在的日军部队正由中山门入城，对南京进行‘扫荡（屠杀）’。一想到那时的情景，我心里很难过，实在对不起南京人民。”
在上海通向南京的火车上，东史郎一言不发，两眼紧盯着窗外沉思，神情紧张，内心恐慌极了。他说：“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当年我做了许多对不起南京人民的事，火车越接近南京，我内心越是恐慌，我怕南京人民恨我这个东洋鬼子。”
东史郎正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到达南京的。
午后2时30分，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一行，径直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凭吊。东史郎在镌刻着中、英、日文的“300000遇难者”石碑前长跪不起。考虑到他毕竟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工作人员劝他起来，他还不肯，要求多跪一会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是原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今天，我这个东洋鬼子是特意来向南京人民谢罪的。”当时，他在馆内见到每一个中国人都鞠躬谢罪，不停地弯腰，不停地鞠躬，嘴里还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
第二天，东史郎提出还要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别人提醒他，你已经去过那里了。他回答说：“我昨天在馆里时，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看到。所以，还是想再去看看。”
从他的这段话中，可看出当时他的心情紧张到什么程度。一个长期把战争时的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