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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鞅的大梦包含复杂的隐义，但无论如何，它表达的是消灭政敌、发展自我，使赵氏势力长盛永存的愿望。大梦曲折地反映了一位创国之主精细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表现了其艰难创国的一片苦心。
事实上，赵鞅的大梦多在后世历史中被“应验”，如灭除二卿、吞并代地、晋国衰亡、舜胄（帝王后裔称之胄）配赵等都后来成了历史事实。但这些“应验”并不说明梦具有预兆的性质，这首先是因为，人的潜意识对梦境的制作材料中，总夹杂着其本人对现实生活的记忆碎片，包含有若干现实生活的成分和要素，这使得形成的梦内容都有一些客观的根据，如灭除二卿，可能已是晋国六卿###的一种态势；弱小的代国现实中必会成为强赵的掌中之物；公卿势力的崛起使晋公室的衰亡已呈必然之势等等。赵鞅的梦并不能预兆未来，只是未来的谋种政治形势正好符合于他的愿望，他将自己的愿望通过做梦的形式无意间提前表达了出来。与其说后来的现实是梦境的应验，不如说梦境的制作本身包含了对现实生活的某种把握。同时还应指出，一个历史人物的梦境要成为史籍的记载，中间要经过叙述、记录、流传和整理等复杂过程，而与该梦境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在此期间早已发生，甚至成为过去。梦境的记录、整理和记载人在某种迷信的梦观念指导下，为了照应人们熟知的历史事实，可能会对梦内容做出一些自认完善化的修正，而此时做梦人可能早已故去，无法订正，他的梦内容便谬种流传，似乎具有了对后来事件的预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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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鞅：梦射熊罴，盼兴赵氏（2）
总之，梦制作中的预察性机巧和梦记载中的照性修正，这两个原因共同作用，使史籍中的梦似乎多含有一些对未来事件的预兆。但科学的梦理论揭示出，人的梦仅仅只是、也确实是做梦人个人愿望的曲折而隐秘的表达，人们对此不该有更多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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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示劫非宝，反破劫持
劫持是乘对方无备时，以强迫手段给对方的重要人物造成性命威胁，逼迫对方答应自己的某种条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四？赧王中》记载了战国时赵国一次反劫持的成功计策。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邀赵惠文王来渑池赴会，意欲劫持赵王，如楚怀王之事。赵王明知秦王行诈，但为了不显示出赵国的怯懦，还是决定赴会。临行前，留守大将廉颇献策说：“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秦王后来听说赵国有备，知道劫持赵王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遂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公元前639年楚成王在盂地会盟中劫持了宋襄公，想让宋国答应楚国的某一要求。从次年两国泓水大战的情况看，楚国的要求是未能通过劫持之计得到满足的。《列国志》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和《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中关于楚王“会于亳（今河南商丘县附近），以释宋公”的记载，描写了宋国当时反劫持而取得成功的计策。楚国扣押宋襄公，以此要挟宋国投降，宋国司马公孙固拥立襄公庶兄目夷暂摄君位，对楚人回答说：“赖社稷神灵，国人已立新君矣，先君生杀任你，欲降不可得也！”（第三十四回）楚人见扣下宋襄公得不到任何好处，反惹诸侯之怨，于是释放了宋襄公，襄公回国继续执政。
对于反道义的劫持行为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对付方法，以上示劫非宝的方法不失为某种情况下的机智策略。行劫方要利用被劫者在其所属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换取对方的重大利益；被劫方则故意降低被劫者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向对方佯示所劫者非宝，这就可以极大地降低行劫方向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使用这一策略的结局，或者可能像后一例中宋国对于楚国那样，彻底取消了行劫方的交换要求；或者可能像前一例中赵国对于秦国那样，干脆制止了行劫方的劫持行为。因为行劫方劫持的目的是要换取某种实际利益，既然所劫者非宝，难以形成交换条件，那当然也就失去了劫持的意义。
这种示劫非宝的策略要让被劫人蒙受极大的性命风险，要让施行人承受某种非人道的名誉损失，并且也不是保证能绝对成功的。这是###残酷性和复杂性的一种表现。然而，这一计策一旦成功，不仅能够保持自己一方的实际利益，而且最终能使被劫人解脱于虎窟之险。
列国的示劫非宝的反劫持法对后来的汉高祖刘邦一定产生过启发。项羽曾经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雉，《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羽传》、《资治通鉴？汉纪二》载，项羽围刘邦于广武（今荥阳县东北广武山上），急于决战，故将太公置于高案上，对刘邦说：“如不决战，我就烹杀太公。”刘邦心里难受，但却故意回答说：“我与你曾在怀王面前结为兄弟，我父就是你父。你要烹杀你父，希望能分我一杯肉汤。”刘邦示劫非宝，竟使项羽无可奈何，不久即放归了太公和吕雉一行。刘邦利用示劫非宝计对付项羽的劫持，取得了计策的成功。
赵利：借道得利，佯示无奈
赵、魏、中山三国的地理形势大体是：魏处南，赵处中间，中山在北。《战国策？赵一》、《韩非子？说林上》同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魏国因为和中山产生了怨恨，准备出兵进攻中山，但中间隔着赵国，于是向赵国借行军之道。赵君觉得此事不妥，准备拒绝，大臣赵利对赵君分析说：“魏攻中山，非胜即败。失败了他们会疲惫，这样会更显出赵国的强大；如果魏国取胜，攻拔了中山，但他们肯定不能越过赵国而占有中山，这样就等于魏国出兵，替赵国攻夺了中山。看来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支持魏国攻打中山，借给他们行军之道。”赵君听了很高兴，准备答应借道给魏国。赵利又对赵君说：“您答应给魏国借道时如果显得很高兴，他们就会知道赵国从中得到了利益，必然会中止借道攻中山之事。您不如借道时装作迫不得已的样子。”赵君表示完全采纳赵利的意见。
在魏国准备借道进攻中山时，赵国的赵利从利害和计谋上作了两层分析。通过利害分析，赵利认为应该借道给魏；而从计谋要求上，他则建议采取佯示不得已的方式。“借之道而示以不得已”是赵利两层分析的综合结论。
赵利的利害分析建立在如下两个认识基础之上：其一是邻邦魏国的疲惫衰弱必然显示出赵国的强大；其二是魏国不能够越赵而占有中山。以此为基础，赵利对魏国的战事作了或败或胜两种相反的估计，进行了一次严密的、形式完全正确的二难推理，得出了应该借道的确定结论。应该说，如果赵利的两点认识基础没有漏误，能够成立，那么他的结论就毫无疑问。
赵利的第一层分析是完全站在赵国的立场上考究事情的利害，他接下来的第二层分析则是把自己设定在魏国的位置上来预测事情的发展。魏国绝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赵国，如果看清攻打中山会给赵国带来大利，自然会中止此事。因此，赵国只有把自己即将到手的获利在情绪上掩盖起来，才能向魏国既落下借道的人情，又获得其无意间悄悄送来的好处。而佯示不得已，就是赵国在借道给魏时掩饰自己获利之情的基本谋略方针。
赵利的两层分析以利害为基础，以谋略为保证，两者合为表里，互相补充，不能不谓精透、全面。然而，他关于利害分析的第二个认识前提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疏漏。实际上，魏国未必不能越赵而占有中山，魏国甚至可以在攻取中山后回国时顺道灭赵，赵利显然忘记了约二百年前虞国借道给晋的亡国教训。既然赵利的利害分析包含了一个存在疏漏的认识基础，那么这一利害分析的正确性就该打一较大的折扣。史料对赵国借道的结果未作记载，历史的事实是赵国没有被魏国所攻灭，然而赵利对借道一事做出的分析，其本身的精透全面和内含的前提疏漏却是可以肯定的。
赵利对借道之事的分析留给人们不少的启示：第一，利害关系是国家交往的实质，是人们一切谋略活动应把握的核心问题。没有利害，就没有争斗，就没有复杂的人类社会，因而就无谋略可言。一个国家不希望身边出现强大的邻邦，这出自他们利害关系的必然要求。抓住了利害关系，就能对许多事情做出深刻的理解。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