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鬻拳：兵谏君王，自我戕害
《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了楚国一个特别的人物——鬻拳。鬻拳是楚文王手下的臣子，因为觉得文王一件事情做得不合道理，因而再三强谏。（《列国志》中说，文王在息侯的配合下擒获了蔡侯，准备将其烹杀，以祭献太庙，鬻拳固谏。）楚文王坚持己见，不听从鬻拳的劝谏，鬻拳于是抓住文王，以兵器相威胁，文王恐惧之下，表示听从，并按其劝谏去做。事后鬻拳对人说：“我以兵器威胁君王，这是莫大的罪责。”于是自刖其足。楚人很敬佩他的忠贞，遂让他做了大阍，管理宫门，尊称其为“大伯”，并准许他的后人世袭其官。
公元前675年，巴人（今湖北长阳一带）作乱攻楚，楚文王率兵抵御，被巴人打败于津（今湖北枝江县西），逃回楚国。守门之吏鬻拳听说楚王战败而回，故意闭门不纳。楚文王被鬻拳所迫，率军伐黄（今河南潢川县西），打败了黄师。文王凯旋归国时途中病死，鬻拳闻文王凶讯，亦自杀而死，被楚人葬于绖皇（地下宫殿的甬道门口），作为对其忠于君王的嘉奖。
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第一次以兵器相威胁，第二次闭门不纳，迫使君王放弃本身决定，按臣子的意见去行事。鬻拳的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以威胁强迫手段对付君王，以臣逼君，严重违背传统政治观念中关于君臣关系的行为规范，是十足的大逆不道；另一方面，鬻拳对君王的劝谏内容又是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不包含任何个人的目的，表现了一位忠君之臣在特殊情况下为国忘我、大义凛然的勇敢刚直，又符合于忠臣的行为标准。鬻拳的劝谏行为，是一种内容上的忠勇和形式上忤逆的结合。为了保证忠君利国的劝谏内容的贯彻，他不得已采取了与君臣规范相忤逆的劝谏形式，犯下了威逼君王的大罪。
为了忠君而胁君，这种行为在社会评判上是有功还是有罪，传统政治观念在此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困惑。这一困惑一方面表现了鬻拳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传统政治观念中的一种重大缺陷。然则，鬻拳的行为正好发生在南蛮楚国，在这里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是非正统的政治伦理观念。立国于荆山蛮荒之地的楚国是靠武力扩张得到生存发展的，好战尚武、重国轻君的习性已内化为国民的性格，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政治观的另一种异样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国家的根本利益高于君主个人的利益，以战求胜是国民最大的荣耀。在这种背景下，鬻拳的行为自然是少有罪责的。
鬻拳以忠君利国为劝谏的着眼点，君王采纳了他的意见，正合于他的所求。然而，鬻拳并没有忘记他胁迫君王的罪责，他第一次谏君成功后自砍其足，第二次自杀身亡，表示了对自己胁君之罪的惩罚。鬻拳无疑是一个受到传统政治观念影响的人物，通过这种自我戕害式的惩罪，他不仅是要表明胁君之谏与个人利益的无涉，去掉别人可能产生的误会，而且是要告诉人们，劝谏君王绝不能用胁迫君王的形式，否则就应受到严厉的惩罪。在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胁迫君王之后，又向人们表明胁君的罪责，制止人们效法学习，这正是鬻拳两度自戕的苦心所在，也是鬻拳难被别人效仿的最为独特的地方。
传统政治观念要求大臣忠诚于君主，又顺从于君主，这种要求是以君主绝对正确为基础的，现实中君主的行为并非绝对正确，而当臣子能够看清君主行为的错误时，忠诚君主和顺从君主就成了对臣子的两个矛盾的要求，臣子遵循了这一要求，必然违背了另一要求。这一矛盾是传统政治观念内在矛盾的体现。传统政治观念以维护君主专制为最高主旨，这一内在矛盾就无法避免。鬻拳的胁君之谏揭示了这一矛盾，他希望以自我戕害弥合这一矛盾，最终充当了传统政治观念的殉葬品，留给人们一个独特的人格形象。
。。
楚文王：临终处臣，善定后事
楚文王是春秋前期的楚国国君，对楚国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说苑？君道》、《吕氏春秋？仲冬季？长见》以及《左传？僖公七年》记载：楚文王病重时，对大夫说：“管饶这个人总是用礼义来规范我、约束我，与他相处总是感到不安，不看见他也不会想他，但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益处，一定要替我即时封他爵位。申侯伯这个人，凡是我有什么欲望，他都鼓励我去做，凡是我所喜欢的事，他都为我先安排好了，与他相处感到安逸，见不到他就想他，但我因此有了许多过失，一定要即时打发他离开。”大夫答应了，于是就封给管饶大夫的爵位，给申侯伯送了些财物让他离开。申侯伯准备去郑国，文王对他说：“你一定要谨慎呢！你做人不讲仁义，又想得到别人的政权，去其他国家切不要带着这个毛病。”申侯伯并没有听文王的劝告，到了郑国，三年就参与了郑国之政，但过了五个月就被郑人杀掉了。
楚文王料想自己不久人世，遂对两位臣子做了安排。管饶是一位礼义忠信之臣，楚文王安排让封给他爵位，以作为对他的奖赏。申侯伯是一位善于逢迎君主的谄谀之臣，文王安排让打发掉他，并给其本人以中肯的告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文王对其告诫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楚文王曾与两位臣子长期共处，对他们的秉性特点必是早有所知，为什么对二人的不同安排要到临死时方才做出呢？从情理上讲，这是有着重要原因的：管饶常以礼仪规范要求君王，少了点人情，文王对他有点不大喜欢。任用了他，让他进入国家的高层政治圈，文王必然要与他朝夕相处，其个人活动必然会有极大的不方便。申侯伯善于逢迎君王，若打发他走，文王就会失掉为自己创造乐逸生活的称心之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王病危时向大夫坦诚地表白了自己与两臣相处的感受，多少表明了他对两人迟迟不做最终安排的原因乃是在个人感情方面。然而，楚文王总不失为一位明白君主，他知道忠信之臣对国家的重要，也知道谄谀之臣对国家的危害，为国家计，他在自己将要离世前安排封爵于管饶而辞掉了申侯伯，因为这时他已与两人没有多少相处的时间了。
据《吕氏春秋》讲，楚文王在做这种身后安排时曾对人讲：管饶这种礼义之臣，不在我执政期间得到爵位，后世的圣人会怪罪我；申侯伯这个人，不在我执政时辞掉，后世的圣人也会怪罪我。看来，楚文王心中有着十分明确的是非标准，为了交给后世继位人一个健康的政权班底，为了使自己的治国用人经受得住后世的是非审判，他下决心在自己撒手国政前对两人做出了最终的安排，是后世评判的压力督促他把迟迟推延的人事安排在离政之前迅速实施。
从楚文王的临终安排一事中，我们能够看到，历史上的君长既要治国理政，同时又要追求个人的舒乐安逸，他们在治国用人上会夹杂个人感情的因素，使用一些为一般臣民所不齿的善谀之人，这并不是君长的糊涂，而是出于他们的需要。相反，一些刚直清廉之人往往难得君长的青睐。一种社会体制保障着君长的某种核心地位不受侵犯，君长的个人情欲就必会体现于一定的范围中，渗透到对人的种种关系上，这是情势所然。然而，善谀之人虽能从君长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却始终不会得到君长的尊重。清廉之人既然以清廉为高尚，就应该从心理上自觉放弃对受青睐地位的追求，心安理得地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聪明有为的君长是能够顾及大体，敢于向后世负责、敢于接受后世审判的人物，后世审判是社会历史对执政者的最后的约束，也是聪明的执政者最为顾忌的地方。
子玉：城濮梦战，内怯外刚（1）
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是两国争夺霸权、影响了天下政局百余年的一次重大战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楚将子玉和晋文公重耳两人各自做的战前之梦。
子玉用美玉镶饰了皮帽和帽缨，但还没有用过。赴战之前，子玉梦见河神（黄河之神）对自己说：“你把你制作的皮帽玉缨送给我，我把宋国的孟诸（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之地送给你。”梦醒后子玉不肯把皮帽玉缨送给河神。子玉的儿子大心和楚大夫子西指使大臣荣黄去百般劝说子玉，子玉最终还是没有听从。
晋文公重耳的梦发生在两军交战的前夜，当时晋国军队按早先之约退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