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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名世界著名的电脑黑客，以及欧洲各国的文化部长，与25000多名观众一起参加了这次盛会。尤其是那些电脑黑客，有的还很年轻，是家长带着来参加会议的，他们被按排在会议大楼外临时搭建的白色帐蓬中，在一次露天摇滚晚会上，电脑黑客还表演了高超的攻击技术，如控制广场的灯光等。
通过这次演讲也使自己进一步明确了研究信息战的指导思想：如同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一样，中国人研究信息战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我们要有打赢的能力，要有打赢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遏制的目的。力量只有在相互制约中才能达到平衡，而力量的平衡才是国际安全环境的基础。今天来看，这样的认识不仅对我的信息战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尤其对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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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功夫
从奥地利回国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国防大学学报》都对我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我将演讲稿修改后，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以《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重大使命》为题予以发表，当年第6期《新华文摘》予以转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看到这篇演讲后请我去作讲座，记得是1999年3月的一天。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极其差的，这与我长期作秘书和参谋工作有关，想法观点的表述是笔而不是嘴，也有我性格和生理上的弱点，最不愿意在广庭大众下高谈阔论了。记得1995年底在河北石家庄的解放军陆军学院举办的新军事革命研讨会上，只谈了5钟，是关于虚拟战争的话题，当时想好一大堆话，但一张口就语塞，甚至语无仑次。后来李烦彦老师委惋地指出我这个缺陷。
在奥地利发表演讲以前，我只经历过三次学术演讲：第一次是1996年初在北京的空军的一个研究所谈信息战课题，谈了近3个小时，这个所的几位同志曾于1994年写出了我国第二本信息战专著《高技术条件下信息战》。那次人并不多，走上讲台心跳就加剧，开讲后拟制不住嗦嗦发抖的双手，弄得讲演稿发出很大的响声，根本不懂得控制会场，不敢看台下的听众，只顾埋头念稿子。第二次就是1998年4月受李乾元上将的邀请到兰州军区机关作《迎接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伟大挑战，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历史跨越》的演讲，当时在座李乾元上将是兰州军区的参谋长，郭伯雄上将是兰州军区的司令员，这次演讲用了3个多小时。这次演讲的录像我还保存着，实在是很差劲。如自己感到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可能会引来笑声或掌声，但通过我的嘴说出来却是那么没劲。第三次是1998年6月到解放军国防大学作《新的形势，新的挑战》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我才发现自已脱稿即兴回答提问比念稿的能力强得多，这可以考验自己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激发自己的思维灵感。
演讲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表演艺术，需要天赋和技巧。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必定是一位成功的演说家，像列宁。我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他们告诉我，东欧剧变后，那些国家的新领导人大多是律师出身，口才都是一流的。当今西方的政治家在这个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才能，像克林顿退休后每年的演讲费高达千万美元。2001年是克林顿卸任的第一年，当年演讲的收入是920万美元。2002年克林顿在全世界共进行了60场收费演讲达到950万美元。克林顿演讲收费标准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内外有别，通常他在外国演讲的收费要高于在美国国内演讲的收费，在美国演讲的标准收费是每场万美元。克林顿单场演讲收入的最高纪录是在日本创下的，他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城市为中学生进行的一场演讲收费40万美元。1989年，一家日本通讯公司为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两次仅20分钟的演讲支付了200万美元。毫无疑问，美国离任总统的演讲费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政治家除了个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显赫地位外，他们的个人魅力是必不可少的，而口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政治家永远是说得好比做得好、写得好更重要，因为说得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应该说，奥地利之行是我人生演讲舞台的转折点，首先对演讲的兴趣有了极大的提升，其次演讲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当然我作演讲是有选择的，我不愿唠唠叨叨重复自己的观点，书上、文章中写过的再炒炒冷饭，既耽误大家的时间，又会养成惰性，扼杀理论创新的精神。所以，我很少外出演讲、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而把每一次演讲作为一次挑战、一次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如果没有新的想法是绝对不会去发言的。我一生中只参加过6次学术研讨会：1981年在师司令部的学术讨论会上作《谈谈战斗中团后方地域的配置》的发言，1995年石家庄陆军学院谈《虚拟战争》，1997年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谈《信息战》，1998年奥地利作《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演讲，2003年在国家广电部谈《传媒领域成为信息战的前沿阵地》，2004年5月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研讨会谈《信息安全战略》。
我举办讲座也只有16次，从1999年军事科学院的第四次演讲开始，我把演讲台作为我新战略思维的发布台，这次演讲中提出了理想战争的概念。当时在座的有当今活跃在我军学术舞台上许多知名人士，他们提出了许多我很难作答的高深问题，也使我的研究走进了许多新的领域。在那次讲座上认识了马亚西先生，当时他是战役研究部的硕士研究生，并成为我重要的合作伙伴。
第五次是2000年9月15日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作《信息战研究与理论创新》的演讲。这年夏天，我正在北戴河度假，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科研部的李新生部长找到我，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三个多小时，在他的鼓动力邀下，我终于答应为学院作两个讲座，因为这些题目正是我在思考的。第二天，2000年9月16日上午和下午，我又分别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和解放军炮兵学院作《理想战争与战争大趋势》的演讲，这是我的第六次和第七次演讲。在那几天的讲演中，我对理想战争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如啤酒瓶战争等，这些内容全部加入半月后出版的《沈伟光战略研究丛书》中。
《沈伟光战略研究丛书》2000年10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后，当年12月1日晚到浙江大学永谦演讲厅作了我第八次演讲：《信息战与理想战争》。这是我第一次到地方大学演讲，或者是为了弥补我基因中的缺陷，壮壮胆，或者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演讲前我喝了很多酒，甚至还带了一小杯白酒到主席台，结果是将学校组织来听我信息战课的学生都被吸引到楼上去听性学讲座了。
2001年4月21日上午，事隔两年后我再次来到军事科学院作《新趋势，新挑战》的演讲，我很看重这第九次演讲的机会。毕竟这是解放军最权威的研究机构第二次邀请我作学术报告，如果说第一次更多是对我的好奇和质疑，这一次应该是对我的认可和讨教。当我坐在同一个会场作发言时，实在是感慨万千。
2002年3月13日上午，我的第十次演讲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讲的，《理想战争与战争新趋势》虽然很枯燥，但同学们还是提出许多问题，对战争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当年的9月26日上午，他们又邀请我去作《当前我国信息安全形势和任务》的演讲过。这一年的5月28日，我又到武警部队北京一总队演讲《新形势下反恐作战》。
2003年3月21日上午，伊拉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举办讲座：《世界战争发展趋势减小战争破坏力》，这十三次讲座难度是最大的，那边战争犹酣，我这里在讲减小战争破坏力，同学们提了许多问题，最关心是我对战争趋势的预测。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根据多年举办讲座的经验来看，要回避这些话题惟一的办法就是延长讲的时间，缩短或挤掉回答回题的时间。我的讲座一般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我讲，只要事先将讲稿准备充分，做一个幻灯，就可以完成了，开讲的时候能脱稿效果就更好，我到过50多个国家，每到一地总要听许多介绍，那些介绍一般都是幻灯上打个题目，简单阐述一下就结束了，大部分时间是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