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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逃避责任，陈奇瑜牺牲了几位下属的生命，将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但他在朝中的政敌获悉此事，又岂能放过他？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参本，历数陈奇瑜罪行。崇祯除了自己，哪能容许手下人犯一次错误？于是，陈奇瑜比曹文诏还惨，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罪人，下狱、大刑伺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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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2）
农民军在崇祯“相助下”，去了劲敌，势力愈大。崇祯九年，比陈奇瑜更有才华的洪承畴进入正面战场，连败义军。义军不得不在荥阳开会，十三家首领商议结成联盟，共对明军，在这次大会上，李自成脱颖而出，提出化整为零的战术，要十三家头领分头行事，“打下来的城池村庄，劫来的男女财产，一概十三家均分。”这个提议被大家认可，李自成虽然此时还是依附高迎祥，但在义军之中，已经是非常有名气有地位的人物了。
大计商定，但大家不久就发现洪承畴更非等闲之辈，只要碰上他，义军就极难有胜算。被洪承畴打得四分五散后，高迎祥与张献忠东下，侵入凤阳，烧了朱元璋祖陵。在这里，李自成与张献忠第一次翻脸，他们翻脸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张献忠劫获了几个守陵的小太监，因为他们会吹打，张献忠留在军中做娱乐之用。李自成根据“男女财物十三家均分”的原则索要，张献忠不给，两人竟然就此翻脸了，李自成率先破坏盟约，鼓动高迎祥散伙，转战陕西，与罗汝才会合去。为了这么点小事，两大农民军领袖就此结了仇，而且终其一生无法化解，今人看来，简直有如儿戏。
农民军并不团结，荥阳大会后，基本上无人遵守“财物均分”的原则，反而多有争斗。也由此说明，义军直到时，仍然是流民习性，没有纲领，没有道德约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思想，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在这个形势下，明军各大员纷纷出手，捷报频传。与洪承畴齐名的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汉中将高迎祥困死，最后竟然将其捉拿砍头，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高迎祥死后，义军势力大大受挫，由此分为两支，一支由张献忠率领，转战湖北、安徽、河南，一支由新闯王李自成带领，辗转于陕西、甘肃、宁夏。
两支义军步履艰难，因为与义军相比，明朝的大将太会打仗了。此时，在接连杀、撤了几个不太成功的兵部尚书后，崇祯终于找到了感觉，重用了一向以权谋著称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这位杨嗣昌是当年那位倒霉蛋杨鹤的儿子，接受乃父教训，做官和做人都很小心，因为擅权谋，在崇祯那里非常得宠。在对付义军一事上，他提出的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四正”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为主战场，六隅是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个地区为辅助战场，形成一个“十面之网”，主战场以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对付李自成，辅助战场由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对付张献忠，洪承畴、孙传庭还有一个熊文灿，全是难得的干才，他们把李自成、张献忠打得无处可逃，李自成逃到了商洛山中，张献忠投了降。其他的义军在滁州碰上的是曾与曹文诏联手过的卢象升，他手下有大将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祖宽，更是打得义军无还手之力。熊文灿、卢象升再加上先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洪承畴、孙传庭，合这几人之力，眼看义军败局已定。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王牌大卧底”崇祯出手了。
原来，因为义军势大，满清趁机出兵，明朝此时需要左右应付。于是崇祯采用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极不理智地将剿匪任务最巨的洪承畴、孙传庭撤回，拱卫京师。杨嗣昌此举，多有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与洪、孙之间一直是貌合神离，防止两人功大盖过自己的私心也在里面，所以趁机把他们从最重要的战场调回。对此，老练的洪承畴表面上并无异议，心里其实不满，耿直的孙传庭却不能接受如此轻易的放弃剿匪的大好局面，几番上书无效，于是一怒之下称病辞官。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明朝的阁臣内斗，真是无处不在。每到关键时刻，阁臣中间就会发现内讧，无论是在关外对付后金还是关里对付流民，其结果都是一样。杨嗣昌的这个暗算，令明廷极其关键的大好局面难以维持。
对于文官内斗（洪承畴孙传庭虽然带兵打战多年，但和辽东三帅一样，也是进士出身，都是文官），崇祯的内心是非常厌恶的，可是他找不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如同墙头草，今天听他说有理，就办，明天醒悟过来了又整那个曾经影响他的人，这次也一样。崇祯信了杨嗣昌，于是不管孙传庭有多大功劳，有一次忤逆都不行。好，你不是不服吗？捉！国家功臣孙传庭也下了狱，洪承畴心里不服，可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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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3）
洪、孙一去，义军去了两个最大的劲敌，不过，明朝还有熊文灿，熊文灿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还招降了张献忠，允许他拥兵自立。可惜的是，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出尔反尔，又反了，熊文灿想起杨鹤、陈奇瑜遭遇，后悔不已，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上书朝廷申辩，甚至不惜谎报军情，反而弄巧成拙，连以前接受张献忠等人贿赂之事都被朝中政敌抖出来了。文官集团又发威了！崇祯也发了怒，下令捉熊文灿，最后等待他的结果比前几任还惨，是死刑。
熊文灿一死，义军得以喘息。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崇祯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督军。杨嗣昌不光擅长于搞内斗，他打仗确实有一套。再次大败张献忠、李自成，取得玛瑙山大捷，在西鱼山腹地，更将李自成困死，逼得李自成险些自杀。
不过，杨嗣昌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因为杨嗣昌小看了张献忠。张献忠是兵勇出身，其人性情残暴、反复无常，为人看似粗鄙，但其实极通世态人情。他为保存性命和实力，曾几次假降明廷，一旦有机会就再反水，之所以这样做的成功率极高，是因为他深知明廷诸将面和心离、贪恋名利、人人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弊端。他对付熊文灿，就用过这个狠招，先是以重金相贿，成功骗取其信任完成诱降后，又再度反水，还详细把熊文灿等人受贿之事实、数目刻于城墙之上，终于利用明廷阁臣之间的矛盾，不费一兵一卒就斩杀了对手。这次，虽然他打仗打不过杨嗣昌，但却找到了另一个对付他的办法。
杨嗣昌倚仗崇祯之宠，骄矜自用，他排挤洪承畴孙传庭之事在军中颇为不得人心，而这两位良才去后，他手下可供调遣的人是左良玉与贺人龙。左与贺二人曾随卢象升、熊文灿等人征战多年，始终在主战场作战，但却未能凭此升官，左良玉还受熊文灿牵连，被罪降三级，一直对明廷有所不满，亦对代表明廷出战的杨嗣昌多有不服，而杨嗣昌也对他的骄狂作风也早有不满，将帅之间，互不顺眼。当时明军的状况，用原兵部尚书、曾推举过袁崇焕的侯恂的话说，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怀陵流寇始终录。》）很不幸，这个矛盾被与明廷诸将争战多年的张献忠洞悉，于是他使出了屡试不爽的一招——离间计，先以重金贿赂左良玉，并说：“献忠在，故公重见。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则公灭不久矣。”（《明史·左良玉传》），这些话正说在了左良玉的心坎上，于是，左良玉开始不再为杨嗣昌出力，杨嗣昌屡次调他不成，张献忠趁机突围了。
面对左良玉的抗拒，杨嗣昌不是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一样，以公正、清白、严整军纪、廉洁自律来取得威信，相反暗中使了阴计。他发动兵力将张献忠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