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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及生态问题、绿色GDP与黑色GDP问题、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问题、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问题、五种知识分子的层面划分问题、大国之复兴问题、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整合问题、未来世界之多元构成问题、未来东方中心主义问题等。
【历史文化与语言问题】当下西方哲学现状问题、哲学的终结问题、哲学的概念问题、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问题、哲学的定义问题、文化与实力问题、整一性问题、作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之问题、美～爱～智的三角关系问题、哲学的陨坑问题、语种与未来文明问题、大动荡时期的大理念问题、新时代之序曲问题、将属于未来的中国时代问题等。
【当代中国摇滚现象问题】真唱运动与假唱风潮问题、明星问题、蛋与生命问题、民族摇滚现状问题、唱片市场问题、演出市场问题、中西摇滚比较问题、摇滚精神问题、色调问题、艺术的价值问题、才华之命运问题等。
【巨额财富与人生境界问题】诗与建筑问题、“9·11”事件与建筑及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时空迷失问题、现代科技与鸡犬之声问题、华尔街与中国西部比较问题、时差与代差问题、对科学理性的反思问题、建筑与反建筑问题、建筑的标志性问题、国家大剧院与CCTV新厦及奥体“鸟巢”的时代定位问题、理性与感性问题、存在与虚无问题等。
【社会与人生的另类视角】历史的认知问题、知识的垄断问题、徘徊在启蒙与遮蔽之间的知识之角色问题、应该与不应该的无穷抉择问题、知识的诚实性问题、艺术的本真性问题、自然状态问题、划时代的标志性问题等。
沉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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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注释
＇1＇目前，国际学界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在19世纪初（1820年）以前在世界上长期居于不可替代的领先地位的时段，大致有以下三种划分方法：以拜罗克与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段为公元1世纪至19世纪初；以麦迪森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段为公元5世纪至19世纪初；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段为公元5世纪至15世纪。此间（在1800年中，或在1400年中，或在1000年中），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总量的平均数约为25％。中国被认为在近200年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学者休斯·黑尔文语）。而对中国到底是在唐朝时，还是在清朝时的GDP在历史上曾达到了最高值的说法，目前尚不统一，有学者认为是唐朝。而麦迪森则认为是在1820年时的清朝，那时中国GDP达到了世界总量的；然而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统计认为，1799年才是中国经济的顶峰，那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44％，认为此比例比今日美国还要大一倍。
＇2＇18世纪启蒙运动领袖级人物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曾对中国的瓷器、丝绸、园林艺术，及中国人的才慧、德行与科技创造能力都推崇备至，中国一度被其想象为最伟大、最诱人的文明之邦，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曾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的首位，而给予了重点评述。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l749…1832），也曾是一个中国迷，时常幻萦其心际的，是古罗马的伟大与古中华的典雅。歌德在1813…1819年间曾广泛涉猎过许多中国的书籍，涵盖历史、地理、文学与哲学诸多学科，他甚至还钻研过中国的书法，并翻译中国诗歌。他曾感慨道：“中国人几乎与我们拥有着相同的思想、行为与情感，彼此是那么地契合，特别地，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显得更加澄明、纯洁而雍容”。那时，中国曾一度风靡德国上流社会。至今，在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还保留着一个“北京厅”。
英国历史哲学家、英语世界中最具前瞻性眼光的思想泰斗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4），至少在30年前便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认为，西方和西方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外乎是一条“走火入魔”式的“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而且“它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它们自己和全人类”。那么，希望的曙光在哪儿呢？汤因比告诉我们，“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汤因比以极富历史穿透性的眼光预言道：“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虽然中国在近两百年来一直处在接连不断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汤因比还是对中国寄寓了不小的期望，他无比智慧地这样刻写道：“人们尚无法预测中国或人类的其他部分，是否能够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汤因比在30多年前的深情寄望，也许正是我们今天应该为之奋斗的重要主题。
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大师、德国哲学泰斗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同样对中国的古老智慧情有独钟，他曾冀图翻译过《道德经》。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光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道家思想的一种跨越时空式的神秘辉映与呼应，并将这种思想升华且推向了一种更加高迈、更加诗意的境界——由天、地、神、人所幻构的四位一体性圣境。
苏联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一向被认为代表了此前世界艺术电影（诗电影）的最高成就。虽然他未曾来到过中国，但中国的诗境却在其心灵中萦绕不息，并使他在《雕刻时光》一书中感慨不已。他的主要电影作品与生命轨迹，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看作是为西方文明所谱写的一首挽歌，又可以看作是在竭力踏向东方空灵境界的一种前奏。其代表作为《乡愁》、《牺牲》、《镜子》。
美国当代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9…），对中国古代的神秘主义欣赏不已。在其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中，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近代物理学的关系这样描述道：“在中国哲学中，‘道’就是‘无’和‘无形’，场的概念不仅包含在‘道’的概念中，而且还明确地表达在‘气’的概念中。新儒家发展了‘气’的概念，使得它与近代物理学中量子场的概念极为惊人地相似。和量子场一样，‘气’也被看作是一种微妙而不可感知的物质形式”。卡普拉进而将一些概念上升到文明模式的层面来进行批评性的反思，他指出，“用中国的词汇来说，目前我们的观念过分偏重‘阳’、过分富于理性、男性和进取性”，因而他认为，当前的社会是缺乏和谐感的，且与近代物理学所含有的宇宙观—— 一种与东方神秘主义极为相似的宇宙和谐图像——是不协调的，也许“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以使“整个人类文明得以延续”。未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对东方神秘主义某些‘阴’的观点的接受能力，体验自然界的整体性的能力，以及与之和谐地共存的才艺”。他认为，中华文明的极为可贵之处，体现在其“阴阳”两极的互补性上，二者的“动态的相互作用”表征着“一切自然现象和一切人类境遇的本质”。相对于西方机械的、分割的宇宙观，他甚至将东方古代“生态学”的宇宙观视为某种“解放道路”。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是20世纪西方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迄今为止，他是西方世界中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评价最高的人，也是第一个明确指出了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西方人，其所著的拥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告知世人道“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的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是一位对中国科学与文化研究极深的人，有鉴于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神圣的立法者的观念，他指出：“在中国的宇宙观中，一切存在之物的和谐协调不是来自其外的上级权威，而主要受其自身内在本性的支配。因为它们都是构成宇宙模式的整个层系的部分”。他认为，西方经典思想中的“自然法则”，大致相当于汉语中的“理”，即他所理解的“组织的原理”。中国智慧中所蕴蓄的某种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