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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间，适逢长安东路进行拓宽工程。某日，老先生下班途中，临时交代侍卫长，转往长安东路18号看看儿子。于是，“总统”车队即从中山北路往“四条通”方向，直趋蒋经国寓所。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到了寓所门口，但见附近的马路正在施工，掘土挖坑，填沙石铺柏油，搞得尘土蔽空，脏乱不堪，总统车队出入寓所，竟连回车的空间都没有。老先生眼见长安东路一带，已经起了好几栋高楼，这些大楼居于置高点位置，居高临下可以尽览蒋经国寓所全貌，居所环境日趋复杂，老先生不免担忧爱儿一家住居安全，当即交代“总统府”，另外再替儿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寓所。未几，遂觅得大直七海寓所，蒋经国全家即奉父命举家搬至大直定居。
蒋经国大夫无私交 蒋方良被禁锢高墙之内
七海寓所远离市区尘嚣，孤悬郊区大直，四面青山绿野，郁郁葱葱，隔老远难得看见一户人家。不像长安东路，出门就是繁华市街，不论是到衡阳路买布，西门町逛街，或者上某官太太家串门子，皆可信步而至。搬到七海寓所，上一趟台北，即使出门有司机开车迎送，也要二十几分钟才到得了市区。家居偏远，高墙环伺，久而久之，使得蒋方良处于半孤立状态。幸运的，此时的蒋经国，托庇于蒋介石传子不传贤的私心，步步高升。蒋经国尽管风华正茂，既不复有空暇时间去背叛蒋方良，亦不复有体力再去蝇营狗苟了。
刚去七海寓所不久，蒋方良身体尚称康健活跃，没有任何痼疾缠身。深居七海寓所，庭院深深，寂寥无奈，不免时时静极思动。此一阶段的蒋经国，官位愈做愈高，朋友却愈见稀少，门前车马稀，此与蒋经国为凸显清廉，凸显“大夫无私交”（按：意即当官的人没有私人交情），及他利用朋友用之即丢的个性都有关。昔年不论是留俄帮的朋友或是“国府”官场上的门生故旧，哪怕是所谓“###”的核心骨干，除了避嫌、亦逐渐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故而自动退避三舍，减少往还。如此一来，夫唱妇随的太太们自然也减少上蒋家串门子的机会。
姐妹淘和官夫人车马渐稀，百无聊赖，蒋方良只好去圆山保龄球馆打保龄球，追逐挑战自我的乐趣。圆山保龄球馆是日本爱国侨领刘天禄的产业。刘天禄台湾人，当过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是国民党忠贞党员，他的儿子刘介宙，也当过“国大”代表。搬到七海寓所之后，蒋方良偶尔在长媳徐乃锦陪同下，到圆山保龄球馆玩玩。沉迷保龄球几个月之后，她又爱上高尔夫球。但隔不了几个月，即因为蒋经国借故施压，蒋方良一气之下，既不玩保龄球也不打高尔夫了。
中国人可以懂什么是“大夫无私交”的道理，可蒋经国不知该如何跟蒋方良讲清楚“大夫无私交”的真义，只好从一些生活琐事之中，教蒋方良如何跟他配合，不与他的原则背道而驰。
蒋经国一路从“国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晋升至“行政院长”。以往和蒋家形同通家之好的若干故旧，诸如严灵峰、王新衡、赵聚钰、王叔铭，衣复恩、王永澍等辈，都因为“大夫无私交”的缘故，被蒋经国刻意排除于交往圈子之外。这些昔日老们，他们自己也明白“知所进退”，刻意不再和蒋家亲近往来，以免遭引不必要之麻烦。过去时相往还的官太太亦不复当年热络，惟一还往来的，只局限王永澍太太、赵聚钰太太等少数一两位官夫人。所谓大夫无私交，蒋经国彻底落实这一古训，他不但自己办到，也强制蒋方良办到。蒋方良的个性向来外向开朗，身处高墙之内，生活圈子愈来愈狭窄，形同半禁锢状态，待遇甚至还不如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圈禁的张学良、孙立人等高级“###”来得自由自在些。
此阶段后之蒋经国，深居简出，完全与过去杯觥交错、红男绿女时代告别，他的男性自我中心，似乎隐隐然让他有一种潜意识，既然自己不玩了，老婆也不该整天往外跑；自己不再背叛，亦无力背叛蒋方良，当然蒋方良也不能像长安东路时期，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外向好动，也应该“三从四德”，收敛行藏。之所以对蒋方良作各种压制，另外一个潜藏于蒋经国内心的因素，是由于蒋“太子”深深厌恶他“姆妈”宋美龄，无所不在地“干预”老先生的施政作为。蒋经国不会允许蒋方良成为另一个“蒋夫人”，更不会让蒋方良搞夫人政治。
蒋经国再三交代她不得“招摇”，有一阵子蒋方良真是动辄得疚，做什么都犯忌讳。蒋经国加诸于蒋方良的强大压力，再三压抑着她，迫使她逐步限缩自己的交际圈子，蒋方良遂渐渐将自己封闭在七海寓所的高墙之内，过着与世隔绝，半禁锢的日子。
座车风暴 高尔夫风波（1）
我们可以举一最明显事例，说明此论不虚。
某日，蒋经国据报蒋方良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座车之外，还有一部车的随扈人员跟班（按：连同蒋方良的座车，事实上一共只有两部车）。蒋经国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下班回家之后，就告诉蒋方良，以后打球不要这么招摇，还带随扈人员出去，阵仗摆得太大，太招摇了。
蒋方良当下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她不过是带着徐乃锦、王永澍太太三个人去打高尔夫，随扈人员不就那一两个人，加上两部车的司机，随员一共才三四个人，怎么称得上招摇？只是蒋经国气头上，蒋方良向来不敢缨其锋，一股怨气只好暂且隐忍未发。
隔一阵子，“总统府”恰巧依据年度预算计划，要为新上任的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更新座车。按规定，派给蒋经国的座车，是一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蒋经国看了之后，认为这部大车太浪费太招摇了，当即指示侍从人员把它退回去，执意仍乘坐原来那部行政院长时期坐的别克五人座小轿车。“总统府”不敢违拗，只好照办。
但是“总统府”也给蒋方良配了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蒋经国当时未留意，是故并不知情。“总统府”人员只是依规定，配送一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到七海寓所车库，供蒋方良乘坐，蒋方良也不清楚丈夫有退新车的事。
某日，不明就里的她坐着凯迪拉克七人座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碰巧蒋经国瞅见老婆居然坐着七人座新座车从球场回寓所，不禁勃然大怒，对蒋方良当面发火，骂她如此不懂事，交代不准招摇就是不听，你居然胆敢坐新车去打球！蒋方良被骂得满头雾水，不知所措，蒋经国当场拿起电话又把“总统府”的人教训了一顿，马上要“总统府”把这部新车开回去。并命“总统府”第三局局长陈履元中将，安排一部国产五人座小轿车给蒋方良。
一部福特“千里马”新车，第二天就被开到七海寓所车库，蒋经国趁一个礼拜六上午，特地交代驾驶开着这部“千里马”，载他去桃园慈湖来回一趟，算是试车。试车回寓所之后，蒋经国告诉蒋方良：“方啊，这部国产车坐起来很舒服，很好！你坐坐看。”蒋方良心里一肚子恼火，勉强坐过一次“千里马”，小车的舒适度和宽敞度，简直和原来的大车不成比例。蒋方良决心即使不争回里子，也要争回面子。
于是，蒋方良坚持要“总统府”为她准备一部和蒋经国一模一样的别克五人座。蒋经国想一想，自己也是坐的别克车，怎好勉强老婆一定要坐国产车，只好同意让蒋方良和他一样，配置别克五人座座车一部。大家各自退让一步，也不好再发火，不再深究。如此，算是平息了蒋经国夫妇的“座车事件”。
然而，经过此次事件的刺激，蒋方良干脆不打高尔夫了，省得一再被蒋经国挑三拣四。如此一来刚好称了蒋经国“不要招摇”的心，也少招惹丈夫的责备。为了“不招摇”，她更落寞，更自我禁锢了。
不消多久，即传出蒋方良得了精神躁郁症。蒋方良之所以会犯精神躁郁症，应与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