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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里只有粗重的喘息声和晃动的景物，我的体力早已超出了极限，感觉我的肺快要炸了，火从喉咙喷出。
奔跑中的我突然间感觉象被狠狠地扫了一棍，重重地跌倒在地上。
额头的汗水和着血水流入眼睛，景物渐渐模糊。
朦胧中，山上冲下一队战士，红色的五星和红色的领章格外的惹眼。鲁连长敞开胸襟，手持一挺机枪冲在最前面。
这不是梦吧？
我抬起头，喘息着用衣袖抹了一把眼睛。看见追击的越军在鲁连长他们居高临下的猛烈火力打击下，被击倒一大片。
鲁连长断后掩护，两个战士一个架着我，一个背着营长，快速后撤。
山坡的另一面迎面跑来一支携带轻重武器的我军部队。
我在一战士的搀扶下，站立，注视着迎面而来的这支队伍。
队伍中一位干部快步上去，敬礼：“我们是XX军XXX师的，奉命前来接应你们。”
然后回身命令部队：“命令一连从左侧迂回，三连从右边包抄过去，其余人跟我来。”
“他XX的，老子要把狗日的贼爪子给砍下来。”
说完就带领部队向前冲去。
他们就是被困工兵连所属的那个部队，对这伙企图吃掉他们的工兵连，欲陷他们全体于万劫不复的敌人，那肯定是深恶痛疾的。所以他们不只是接应我们这么简单，一上来就对追击我们的敌人实行包抄，以求即使不是全部也要部分歼灭追击之敌。
二十二、
凭详市郊外的烈士陵园，蓝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洁白的云儿，火红的木棉花早早地挂满了枝头。
我、老鲁以及老连长的儿子等一行下车，走进陵园。老连长年迈，他执意要他的儿子代他前来拜祭牺牲的战友。
陵园里整洁、肃穆，我们从一排排整齐的墓碑前走过，墓碑上的照片是一张张年轻的脸孔，我们来到营长、小武和二营其他的阵亡战士墓前。
冬日午后和熙的阳光给山峦、树木和车辆向西的一侧染上美丽的金黄色，公路上停着十数部前来接应的卡车、救护车等车辆。
我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脖子上的伤口已包扎好绷带，卫生员正在处理腿上的伤口。
卫生兵陆续将包扎好的伤员抬上车，开始后撤。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的战士们也陆续从山上走下，几个被俘的越军也被押了下来，其中一个瘦削长脸，象死狗一样躺在担架上被抬下来的，后来经审讯就是一直象疯狗一样咬着我们不放的那支越军特工队的队长。其带着一台电台和几十个散兵游勇在同登被我军攻陷后就一直藏匿在附近的山林里，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我军周旋，躲过了我军的几次搜捕，并不时骚扰我军后勤人员和车队。这次如果不是被我方猛烈的炮火击成重伤，估计也很难生擒他。
老鲁、老刘和二营、工兵连的一些战士围在营长身边，默默的注视担架上的营长。营长被越军的火箭弹弹片击穿了胸肺，在后撤的时候又被追击的越军击中背部，失血过多，还未撤下来就已经不行了。
……
我发现营长墓前整齐地摆放着玫瑰花，然后大家都看到不单是营长，附近的烈士墓上都放着一枝鲜红的玫瑰。陵园的管理员说，一位朴素而美丽的女兵每年春节后都会带上一束玫瑰前来，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墓碑前站上大半天。
我们无语。
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个美丽女兵是谁。
再次见到小莉依然是在部队的驻地，那是回国几周后的事情。部队已经奉命返回原驻地进行战后的休整和总结讲评。
营长的妈妈原本身体就不好，得知独生儿子牺牲的消息后立刻就病倒在床，所以到部队处理营长身后事情的活就只好由小莉这个未过门的媳妇来料理。
我到二营的时间不长，对营长的情况大都是后来通过小洁和其他同志了解到的。营长的父亲的确是高干，但*期间被*死了。
营长比小莉大几岁，是院里孩子的头，对这个漂亮的邻居小女孩很是呵护，而小莉也对这个高大英俊，爱打抱不平的大哥哥很是心仪，只是大家都藏在心里。长大后两人陆续参军，天各一方，许多年探亲的时候再次遇见才发觉原来彼此都在牵挂和等着对方，这才开始通信，渐渐地确定恋爱关系。要不是自卫还击战的话，他们年前已经结婚了。其实小莉是要坚持按计划结婚的，是营长坚决不同意，执意要将婚礼推迟到战后。
营长的遗物中书占了大部分，很多专业的书籍一下子带不走，小莉大都留下给了我们。往后的日子里我一一仔细阅读，发现很多地方营长都作了注释，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写在段落的空白处。由这些书籍和注释的文字我开始渐渐地了解营长，了解了营长那温文尔雅的容貌下流淌的满腔热血和他对成为和其父辈一样优秀的革命军人的热切期望。
在营部，小莉由始至终都没有说什么话，只是默默地收拾营长的遗物。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局促地在一旁傻站着，看着小莉苍白而美丽的脸庞，我们的心都在滴血。
我终于明白了小时候曾听一个喝了几杯的伤心老兵说起的往事，他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自己负伤，甚至阵亡，而是和自己一块儿的战友伤亡。你会希望伤亡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战友，因为你无法想像回去后该如何面对牺牲战友的父母妻子的目光。
小莉当天就离开了，连中午饭也没吃，留下团长、政委和我、老鲁等一干二营干部对着满桌冰凉的饭菜和全营战士悲伤的脸孔。
墓碑上的照片中，营长依旧年轻、英俊；小武依旧的满脸纯洁的笑容……
他们永远地留在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季。
老连长的儿子已经把带来的东西在烈士们的面前铺开，有整只的烤乳猪，蒸熟的鸡，苹果、橙等水果，还有几盘今年的新糖制成的年糕，这是他们当地祭拜先人最好的祭品了。
“营长，战友们，俺们来看你们了。”老鲁说着也将我们带来的茅台酒和中华烟给斟上和点着。
我把一把精致口琴和一张我不久前拍的天安门广场的照片放在小武的墓前。
“同志们，咱们干！”老鲁扬脖对着酒瓶干了一口，然后将酒瓶递给我。
也许是喝得太急，烈酒呛的我眼泪直流。
低头看去，善饮的老鲁也泪流满面。
记得出征前的聚餐，也是茅台酒、中华烟，老鲁也是这样站起来，对着营长、我和战士们大吼一句：
“同志们，干了！”
……
工兵连的杨排长回国后不久升为副连长，1984年全军第一次大规模裁军的时候，他自知自己文化程度低，自愿转业到地方，在家乡的镇政府上班，前些年已经混到副镇长的位置了。逢年过节的他也会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有时电话里也会邀请我去他们那儿看看，据说他们镇现在的工作重点已经由狠抓计划生育、招商引资转变为保护自然资源，开发生态旅游上来了。
至于那个负了点儿轻伤就丢下自己的部队逃跑的指导员，听说回国后被立即隔离审查，但被隔离后没几天就精神病发作，在部队医院治疗了大半年后就背着处分回到地方。据杨排长和他的战友讲，不知道是血统遗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的儿子也是个精神病。随着年纪的变大，其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不得已早早病退回家。现在一家人蜗居在一套旧房子里，靠他一份微薄的企业退休金过活，境况很是凄惨。
我回国后见过小洁几次，开始时还保持互通书信，无非是相互问候，谈一下各自的工作和近况。说起来也奇怪，那种一见面心脏就“咚咚”乱跳的感觉渐渐地淡了，彼此间的感觉就是纯粹的朋友关系，再没有其他。后来，她离开部队回到武汉，调到市人民医院上班，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听说不久后和一个机关干部结婚，过得挺好。
从小武家回来后，我一直定期给小武爸爸和弟弟妹妹们寄钱和衣物、文具等，几年后小武的弟弟要跟寨子里的青年一道出外打工，我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转业到深圳的战友，要他们帮忙关照，直至后来大弟弟结婚寄来全家福和新房子的照片，并将我近几次寄去的钱都退回来，才停止。
二十三、
离开陵园已经是午后了，老连长的儿子执意要领我们去当年我们曾战斗过的边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