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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模糊点与第一个密切相关：即使接受林徽因的狭义“中国建筑”定义，我们仍不清楚的是，她讨论的“中国建筑”，到底是一个理论范式，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者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共时性的，研究者基于某种理论立场或目的，将“中国建筑”缩减、抽象为一套原则（或特征）；而后者则必须是历时性的，研究者须得贴近考察“中国建筑”内含的丰富性，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林徽因的文字在这两极间摇摆。
既然要总结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她一定得将“中国建筑”缩减、抽象成一个共时性的范式。在驳斥西方人对它的偏见后，她说中国建筑完全符合维特鲁威的“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她一定认为这是个普世原则）。即使到今天，时过境迁，它的实用功能已经消失，它在坚固方面已被现代材料和结构科学超越，但它在美学上仍保留着极高的价值，比如，北京的坛、庙和宫殿，会和埃及金字塔与希腊帕提侬神庙一样，“永远继续着享受荣誉的”。那么，中国古建筑作为一种体系、一种范式，其原则究竟是什么？林徽因说中国“建筑之精神”在于两点：纯粹的木框架结构（她称“架构制”），与之密切配合的美学表达。前者在垂直维度上形成独立支柱，水平连接的梁、枋和屋顶结构部分，在平面上以柱子之间的“间”为基本单位划分空间。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极富表现力的建筑特征，包括：曲面屋顶—构造清晰自然，有效防止日晒雨淋，又充满神韵；斗栱—在柱与屋顶之间过渡，既在结构上支撑屋檐出挑，又起很强的装饰作用；色彩—涂漆彩绘兼具保护木材、加强各关节连接和增强表现力等多重角色，彩色琉璃瓦则可提升屋顶表现力；台基—解决基础问题并与巍峨的屋顶相配；平面布置—大多均衡对称，有时在园庭、别墅、宫苑中也为求浪漫变化而出现曲折变幻。34
前面提到，伊东忠太用七点概述“中国建筑之特征”：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装饰花样、色彩、材料与构造。林徽因则概述了中国建筑在木结构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五种典型特征：曲面屋顶、斗栱、色彩、台基、平面布置。两相对照，林与伊东的总结有相当的重合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
第10节：
与伊东忠太的观点，以及所有以往关于中国建筑的论述相比，林徽因的最大创举在于：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为标准（强调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来诠释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所有重要特征。这一全新范式的建立，致使她的所有判断，即使其中很多观点是借鉴他人而来，都一下子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比如，她在“平面”中关于大部分建筑呈对称布置，但也有些追求曲折变化的论述几乎与伊东的“平面”观点完全一样，而且她对形成平面布置背后的社会原因的简略讨论—宗教思想和仪式、社会组织制度和习俗惯例等，也与伊东的“宫室本位”分析类似。
但与伊东不同的是，林还提出中国建筑平面上的“间”是由独立的柱子限定的。也就是说，除社会因素外，林还指出结构因素：林的“曲面屋顶”与伊东的“外观”中对屋顶的论述有重合之处，但林不但把“屋顶”从伊东笼统的“外观”范畴中单列出来，还特别强调屋顶的结构和功能性。二人都论及“色彩”，但林强调色彩对结构的美化作用和功能性，而伊东主要从中国人的文化习性谈色彩品味。林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不单把“中国建筑”缩减为木框架建筑，还更进一步把“斗栱”单设为一个范畴，强调它是中国建筑中最体现结构与美学结合的部件；而伊东在“材料构造”中则比较中性地概述了多种结构体系，在讲木结构时仅仅简略提到斗栱而已。还有，伊东的“外观、装修、装饰花样”三个范畴，在林的“特征”中根本就不存在，显然它们被林看作是次要的，附属于结构的填充物或装饰物。最后，二者还有一个重要差别：林将伊东完全没提到的“台基”列为一个范畴。林的解释文字在这里显得不太自信。她说“台基”虽然“没有特别可议论称扬之处”，但它起到某些基础作用，对衬托“壮伟巍峨的屋顶”是必要的。林这一选择其实意义重大：屋顶加斗栱与梁柱，再加上台基，才真正契合西方古典建筑三段论的美学体系，也才构成他们将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相类比的条件。我们看到林以后的文章里在这点上变得非常确信，而这也为梁思成以后将“中国建筑之order”与古希腊柱式相类比建立了基础。35总之，林徽因的《特征》，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建立起了“中国建筑”范式。用她自己的话说，中国建筑“几乎全部结构各成美术上的贡献”。林认为，在历史上，除西方哥特式建筑外，“惟有中国建筑有此优点”。36∝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另一方面，林徽因还必须得指出，不管“中国建筑”是一种多么稳定“泰然”的体系，它终究是有历史演变的。前面提到，梁启超认为“非历史的人种”是没有“进化”希望的，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梁思成和林徽因显然认为建筑也是如此。而西方学者如福格森、弗莱彻尔等不光无视中国建筑内在的结构理性，还否认它有历史的演变过程—梁思成和林徽因要展开的历史研究不正是要驳斥这种“非历史性”的“浮躁轻率的结论”吗？37那么，究竟如何定位中国建筑体系的演变历史呢？林的想法是，这种范式自身有一个有机生长—衰落的过程，建筑史家们要研究的就是这过程。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梁思成的生物体隐喻尚不清楚源于何处，从林徽因的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断定，一定是受到了温克尔曼的“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循环周期理论的影响：
大凡一派美术都分有创造，试验，成熟，抄袭，繁衍，堕落，诸期，建筑也是一样。初期作品创造力特强，含有试验性。至试验成功，成绩满意，达尽善尽美程度，则进到完全成熟期。成熟之后，必有相当时期因承相袭，不敢，也不能，逾越已有的则例；这期常常是发生订定则例章程的时候。再来便是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冀求变换，这便是美术活动越出目标时。这时期始而繁衍，继则堕落，失掉原始骨干精神，变成无意义的形式。堕落之后，继起的新样便是第二潮流的革命元勋。第二潮流有鉴于以往作品的优劣，再研究探讨第一代的精华所在，便是考据学问之所以产生。
第11节：
中国建筑的经过，用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材料作参考，已经可以略略看出各时期的起落兴衰。我们现在也已走到应作考察研究的时代了。在这有限的各朝代建筑遗物里，很可以观察，探讨其结构和式样的特征，来标证那时代建筑的精神和技艺，是兴废还是优劣。38
显然，林徽因不像傅斯年那样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而是坚持史学家在遗物里不光“探讨其结构和式样的特征”，还要做审美和价值判断—“标证那时代建筑的精神和技艺，是兴废还是优劣”。这是为什么呢？林从事的建筑史有极强的目的性：为的是通过“研究探讨第一代的精华所在”，促成产生“新样”，使之成为“第二潮流的革命元勋”。林文在结尾部分更清楚地表明目的：ノ米ノ花ノ书ノ库ノ ；http：//__
现在我们方在起始研究，将来若能将中国建筑的源流变化悉数考察无遗，那时优劣诸点，极明瞭的陈列出来，当更可以慎重讨论，作将来中国建筑趋途的指导。39
我们还必须追问的是，是什么使得1932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刚刚展开中国建筑史研究时，就如此确信或期待，他们的研究成果就真的能促使中国建筑传统在现代的复兴？光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