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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一个由布拉格返回的旅行者处得知，斯洛伐克和波希米亚的奶油、面粉等食品生产者都将他们运往德国的商品标上“俄国生产”的字样。这么做是根据柏林的命令，用意是向德国人民显示已经有大量来自苏联的“援助”。
今天一名威廉大街的官员对我承认，德国要求波兰境内所有犹太人服强迫性劳役。他说强迫性劳役的时间“只有两年”。德国官方颁布的法令内容如下：“所有年龄在14岁到60岁之间的犹太人都需服强迫劳役。强迫劳役的期限是两年，但是如果被认为未达到教育目的的话还可延长。被征召服强迫劳役的犹太人必须迅速报到，而且必须携带两天的伙食以及卧具。犹太技术工人在报到时必须携带其工具。违背该法令最严重者可判处10年徒刑。”一名德国教师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教师们每天早晨对学生们的见面语是：“上帝惩罚英国！”然后学生们就要回答：“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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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１月１８日
爱德·莫罗和我到这里待上几天，以讨论我们对欧洲的新闻报道范围，或者至少这是我们的借口。实际上，夜晚的灯光、精美的食物和气氛的改变都使我们极度兴奋，我们像一对突然由严厉的姑母家或教化院逃跑出来的孩子一样胡闹。昨天晚上，我们参加完一次盛大的晚宴后回家，新雪就像狂欢节纸屑一样从天空飘然而下，在纯粹的喜悦中，我们在一处明亮的街灯处停下来，打了一场激烈的雪仗。我丢了我的眼镜和帽子，最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旅馆，但是很快乐。今天早晨我们与玛丽·马尔文·布瑞京里奇（Mary Marvin Breckinridge）一起在运河上滑冰，她抛弃了美国社会无聊沉闷的生活，充当我们驻荷兰的代表。荷兰人仍然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消费的食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牡蛎、家禽、肉类、蔬菜、橙子、香蕉、咖啡——交战国人民从未见过的东西）都绝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举行晚宴、舞会、去教堂、在运河上滑冰并照管自己的生意。同时他们也是盲目的（哦，真是太盲目了）以至于看不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爱德和我试图做一些传教士式的工作，但我担心并未取得成功。荷兰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总是希望两全其美。他们希望和平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不想作出牺牲或甚至可能长期确保其生活方式的艰难决定。他们说，女王顽固地拒绝与盟军甚至比利时举行参谋部会谈。同时，当我越过边境时观察到，德国人正在德荷边境地区囤积物资和集结军队。如果他们开始进军，荷兰将没有时间与盟军举行参谋部会谈。荷兰人告诉你，如果他们甚至只是与盟军就联合防御计划偷偷耳语，希特勒都会将其当作是进军的借口；似乎当希特勒决定进军时，他还会去寻找什么借口似的。
爱德有些不安，因为据说英国人正在把事情搞糟，而英国国内有种偷懒的思潮，即认为盟军不用损失太多的人或进行激烈的战斗，只要保持封锁和等待德国崩溃，就可以赢得战争胜利。今晚我们从希尔维萨姆（Hilversum）对美国进行了联合播音。
阿姆斯特丹，１月２０日
爱德今天前往巴黎，而我则要于今晚返回柏林。我已经邀请马尔文下个月过来，负责处理“妇女问题”。今天下午在卡尔顿饭店碰见了汤姆·R，一位美国商人。他终于告诉了我关于发生在埃莉诺·K身上的事情。他本人也牵涉其中。他交给她两封商业信件，要其转交德国境内某些人，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些信件会危及安全，但很明显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信件最终差点导致她的死亡。埃莉诺并未看这些信，只是将它们塞进自己包里。在荷德边境的本特海姆（Bentheim），盖世太保发现了这些信。他们逮捕了她，但允许她被关押在当地旅馆里，因为没有合适的监狱。每天都会进行长时间的审问，盖世太保审讯者试图使她屈服并承认事实上她拒绝承认的东西：即她知道那些信件的内容，而且实际上充当了信使的角色，为德国国内外一些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可疑商业团体服务。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其中一封信是致柏林一个犹太人的。一天晚上在旅馆里埃莉诺陷入极度抑郁状态。盖世太保对她进行了一整天的审讯和威胁。她仿佛看到自己被判处长期监禁。她原本打算在几周内就返回美国的。现在她可能会在一座纳粹集中营或一间潮湿的监狱牢房里度过漫长的岁月。她决定绝对不能那样。她决定自杀。决心定下后，她冷静地做了准备。她搞到一根绳子，将一头拴在暖气片上，另一头拴在她的脖子上，打开窗户，坐在窗台上，然后开始吞吃烈性安眠药。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知觉，从窗台上跌下，然后绳子就会完成余下的事情。为什么没能死，她永远也搞不清了，汤姆说道。可能是绳子从暖气片上滑脱。她所知道的就是一些天以后，他们在医院里告诉她大街上的积雪减缓了她下跌的冲击力，她在那里躺了5个小时，直到凌晨时分有人被她冻得半僵的身体绊倒，她的骨头大部骨折，但最终仍可能康复。最后，她被转移到柏林一所监狱医院，在那里，美国领事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争取使她获得释放并静静地将她转移出这个国家。她现在已回美国，汤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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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22日
昨天，我对严寒的冬季和军队的运输需要如何使德国的运输（至少是铁路客运）瘫痪有了切身的体会。在德国边境，我们得知通常开往柏林的特快已经停运。我与其他50名旅客一起，在本特海姆的车站里躲避暴风雪，等了几个小时。直到铁路官员调来了一列当地的列车，声称可以送我们走25英里，而这里距柏林足有250英里。这列客车没有供暖设备，而且不久就停了下来。我们聚集在风雪中，尽其所能地扛着自己的行李，现在德国根本就没有搬运工。当天黑时，我们乘坐形形色色的当地列车前进了大约75英里左右。在一个小站上，有消息说一列来自科隆方向的特快列车不久将抵达，并将捎带我们去柏林。但当这列特快抵达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而月台上至少有500人想上车。发生了一场混战。我使用了大学里玩橄榄球的战术技巧，抱着行李冲了上去，仅仅在一个三等车厢外面的走廊里觅得栖身之地，其他挤作一团的乘客们大声喊叫着，咒骂着我。在随后8个小时里，我就站在那一小块地方，没有暖气，直到我们快抵达柏林。数百名脾气暴躁的乘客大半夜都站在车厢过道里，数以千计的旅客站在我们途经的车站月台上，根本就没有机会上车。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还从未听过德国人发过如此多的牢骚。
柏林，1月24日
1940年1月，芬军正在检查被其缴获的苏军OT…130型喷火坦克我想珀西瓦尔·W（Percival W）（一位退休的美国商人，父母都是德国人，并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大半生）明白我一直试图弄清的一些事情。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今天早晨他不期而至，到我的房间闲谈了一会儿。我们讨论了德国人关于道德、荣誉和行为的概念。他说道：“对于德国人而言，一件事是否正义、合乎道德和有荣誉感，要看它是否与德国人所认为的行为传统相符合；或者它是否有利于德意志精神或德国的利益。但是德国人缺乏对于道德、荣誉和正义行为的抽象性概念。”他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作证明。一位德国朋友告诉他：“芬兰人的做法不是太恐怖了吗，竟然与俄国人打仗？这完全是错误的。”当W先生表示异议，认为毕竟芬兰人只是做了所有体面的德国人在同样处境下也会做的事情而已。也就是说，抵抗肆无忌惮的侵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但他的朋友反驳道：“但俄国是德国的朋友。”
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德国人而言，保卫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是正确的。对于一个芬兰人而言，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因为会破坏德国与俄国的关系。在德国人的头脑中完全缺乏抽象概念。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德国人对波兰人或捷克人的灾难缺乏同情。德国人对这些民族所干的一切（例如谋杀他们）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德国人干的，而牺牲者按照德国人的观点都是劣等种族。他们必须认为，只要德国人高兴，无论干什么都是正义的。正如雷伊博士所说：“正义就是元首所做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