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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各路英雄”于是以“驱逐反骨仔，规复老帅天下”为名，联合向南宁进军。此时南宁早已呈无政府状态，各路自治军纷纷入邕，街上满是穿着草鞋、旧军服，标志不一，三五成群的军人。首先进城的陆福祥于是提议重设省政府，处理广西善后，统一广西军政，其他首领也表示赞同，于是在原督军署召开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会议，李宗仁也被邀参加。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会议作了这样生动的记述：“这是我初次和他们会面。他们四人（刘日福、陆福祥、陆云高、蒙仁潜）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人。除蒙仁潜系秀才出身外，其他三人仅略识之无，而我则是不足三十岁，受过完备的教育的青年，和他们在一起，显得十分不调和。至于他们的所谓‘开会’，也是不成其为‘会’的……。既无主席，也无记录。坐得不耐烦了，就爬到桌子上去。说起话来，也非常粗鄙。饿了，便招呼勤务兵去买几大碗米粉来，在会客室内围桌大嚼。实不成体统……我们正在讨论省长人选时，蒙仁潜忽然站起来，把省长大印抢了过去，说：‘我是秀才出身，省长应该由我来做。’蒙说完之后，陆云高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把财政厅长的大印抱了过去，说：‘财政厅长由我来当吧！’……他们再问陆福祥，陆说：‘我管他娘什么省长，什么财政厅长，老子没有了饷，只知道向财政厅长要饷啊！……”此次会上还推出了一位统率全省自治军的“总司令”林俊廷，原因是林早年的职位即是镇守使，名分当然在这帮新镇守使之上。在座这帮人联名向还避居黔桂边境的林俊廷发了一电。至此，一场闹剧结束。这显然只是一个乌合之众首领的聚会，所谓统一广西军政，只是说说而已。开会结果报北洋政府核准，北洋政府也照准不误：林俊廷任广西绥靖督办，蒙仁潜任省长，陆云高任财政厅长。但林未就职，蒙徒有“省长”空衔，号令不出郭门；陆的财政厅长也只是在南宁一带自己原防地收收税罢了，一切仍是旧时模样。
李宗仁当时年龄、资格、经历都与这帮旧军人不同，在会上也只是敬陪末座，故表示“凡是诸位的决定，我一概无成见”，实际上心里十分瞧不起这些行为粗鄙、胸无点墨的“草头王”。他来南宁，主要是察看风向。局势依然混乱，他也无奈，只得离开南宁回玉林去了。
这时，旧桂系首领陆荣廷也在重整旗鼓，1922年9月，他从越南返回广西，纠合旧部数千人，在龙州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督办”职务。次年11月，又从龙州回到南宁，自封为“广西全省善后总办”，并以“总办”名义，将全省自治军名目一律取消，重新颁发各部队番号，李宗仁的“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被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按道理，旅长下只能设团，原来的支队司令就变成团长。那些部下都想当司令而不愿当团长，就要李宗仁“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但李宗仁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而是虚与委蛇，表面上归陆荣廷节制，实际上对陆的新任命既不当面拒绝，也不正式就职。玉林仍处于独立状态，只是改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玉林初聚（5）
李宗仁率部驻防于玉林等7个县，兼管军民两政，无形中成了7个县的军政首长。李宗仁以黄旭初为参谋长，协助他管理民政。还在秘书处之下，设立民政、教育、财政等科，分掌辖区内各项行政事务。他整军经武，修明吏治，将玉林作为向外发展的根据地。
从驻防玉林起，李宗仁就注意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在他范围所及之处，旧桂系残军、散兵、游勇、绿林等，多为他所收编。比如，1922年，俞作柏将马君武卫队官兵缴械，这些人就成了无人管的流浪者，其中约200人流落到贵县一带。李宗仁听说此事后，即令尹承纲去收编，凑成了一个营，由尹任营长。1923年秋，李宗仁同黄绍竑联合打败了盘踞贵县、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时，李宗仁就将接受投降的原陆部营长黄飞虎、梁瀚嵩、蒙志和游击司令刘权中、韦肇隆等部加以收编，并让这些部队原来的官长继续留任原职。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李宗仁除将地方上或者过境部队出卖的枪弹尽量收买起来之外，还通过德国洋行向香港购进枪支，又多次派人到香港买来弹壳和无烟火药，雇人翻装子弹。还以司令部名义向地方借用枪支。如将马君武卫队收编后，向贵县商会借步枪200支。他鼓励来营投充者自带枪支，带来枪支多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军职。李宗仁还多方延揽人才，陆军大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广西陆军小学、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和广西干部军官学堂培养出来的广西军官，在他那里都担任了比较重要的官职，营长以上军官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充当。这使各种有用人才，都“相率来归，乐为之用”。这批人，后来在李、黄统一广西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两三年的苦心经营，李宗仁所部发展成6个纵队约10000人。
在玉林，李宗仁更注意约束部下。他组织军风纪检查队，严禁骚扰百姓，并严禁外地的“自治军”和散兵游勇进入他的防区。对于境内的土匪，则采取坚决清剿的政策。他还经常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让部队掌握近代军事知识和作战方法。他在玉林创办了“第五独立旅干部教练所”，自兼所长，吕竞存担任教育长，抽调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生前来入学，毕业后任下级军官。另外，还附设了一个“教导大队”，抽调班长及遴选足以充任班长的上等兵前来受训，以充实基层骨干。
对辖区内的民政、财政等方面，李宗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在民政方面，他实行县长民选和互调的办法，即将甲县所选的县长，调往乙县任职，不准本县人在本地任县长职，以提高行政效率。在财政方面，他严格规定部队不得霸占税收，截留税款。在不增加捐税的原则下，对田赋及各种捐税进行清理，减少了官吏贪污中饱的现象，增加了公家财政收入。对于金融，他认真整顿，以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群众生活。李宗仁这些安民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当时玉林所属各县，土匪肃清，吏治革新，贪污敛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致广西各地及广东南路的民众，为逃避匪患和战乱而纷纷迁来玉林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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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拓展（1）
黄绍竑并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深深感到，李宗仁的作风过于稳重，加上局限于玉林五属一隅，政治上又彷徨歧路，无所依归，长此下去，将无大作为。他率第三支队驻防容县、岑溪两县，经过半年时间的休整，恢复了元气，就产生了往外发展的意向。他听说孙中山已击败了陈炯明，在广州再次组府，又派兵西向，准备入桂收拾沈鸿英，顿时感到机会来了。当时叛军沈鸿英部下邓瑞征师正驻防离容县、岑溪不远处的梧州一带。梧州是广西门户，地方殷富。黄绍竑认为，如能击败沈部，拿下梧州，以梧州为自己日后进取的根据地，不仅可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增厚财力，而且还可就此走出玉林，争取新的发展。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回广西作李宗仁的部下，本是出于无奈，我的本意仍然是想与粤方联络，为将来求得发展。自从队伍开驻容县，就要开始剿匪。容县素以多匪见称，县境的一半都被土匪所占。当地土豪劣绅对土匪起初是抗拒的，后来见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薄弱，得不到支持，乃反而与土匪相勾结，绅匪不分。我是容县封建大族，当然站在尚未与土匪勾结的家绅方面，极力进剿。在剿匪的时候，不但人员受到相当大的伤亡，而武器弹药更无法补充。加以玉林的地理形势和李宗仁的作风也不能使我有发展的机会，我内心非常苦闷。”他认为，玉林五属及容县的收入虽然能勉强养活现有军队，但是要发展则很难。尤其是枪械子弹，无法补充。如果把目标定在保境安民上，则形同中立，终究不是办法。他反复思考，终于意识到“只有投靠孙中山才有前途”。1923年春，黄绍竑密派他的亲信参谋陈雄到广州找白崇禧商量。
在广州医治脚伤的白崇禧见到陈雄，喜出望外。他们分析国内形势之后，认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