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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于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我们在津市住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泛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
“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噢，噢！那么就驻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人家骂他，这样做法，到底算是商人，还算是国家封疆大吏？他也满不在乎。他为何如此蔑视自己，即因为不读书，没知识的缘故。这等人卑鄙如乡愚，贪婪如豺狼，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惟利是图，无事不干了。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2）
谌家矶造纸厂狭隘卑湿，房屋不够住的，我们全旅一万多人开了去，大半都搭帐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滠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驻，也是搭帐篷。那时大水之后，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猪圈，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的极多，到后竟死亡三四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为官兵们祛病的办法，仍是努力野外演习和科学的训练，不使他们精神体力稍有弛懈。
我们部队在常德时，即全体戴用草帽，帽由新郑办来，价钱很便宜，夏天时候尤感合宜。因为普通军帽只一层薄布，紧紧地箍在头上，前面一块黑色漆布的遮檐，更易传热，在炎阳中一晒，简直闷热难当。第八师的官兵于夏天由陕西开往甘肃，一营人中害火眼病的达二百余人，皆是戴那种军帽晒出来的。我们此次由常德到汉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时再加上一个油布罩，天晴时将油布罩除去。到了汉口，人们没见过觉得奇特，就呼为“草帽儿兵”。驻谌家矶期间，每日往来武汉、滠口一带，买东西，办公事，每与人民接触，兵们都很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街上人来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们无不让着百姓。铺子中有人泼水，不小心泼在兵们身上，那人骇得脸上改容，以为一定闯了大祸了，而兵们反倒安慰他，说：“不要紧，这不怪你。”那时王占元的队伍一向强横凶恶，人民没见过这样客气有礼的兵，都稀罕的不得了，因此对草帽儿兵发生了极好的感情。
造纸厂的规模很大，造纸的全部手续，都是以机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机器，搅浆、成纸、烘干、打捆等等程序，倏忽间即告完成，所以一头放入原料，一头即出一捆捆整齐良美的纸张。用人三五十个，即抵得万人之手。较旧式手工业办法完美迅捷多了。我参观的时候，向导者告诉我三件事：一、造纸原料，也都用的舶来品；二、财政部已将此厂秘密抵押给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万，第二次交二百万；三、厂中人员都由财政部荐来，对于纸厂的经营完全是门外汉，只知做官弄钱而已。向导者的话不是道听途说。那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形办理！真使人听着气愤得发昏。我还常常想，中国的社会若要进步，必定得一切生产机械化，电力化，除非万无办法，不必再提倡什么手工业。我要写许多通俗的书，说明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道理，宣传科学万能的种种事实，以破除社会上一般泥古守旧的思想和观念。其实，这些固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完成，什么问题都说不上。拿这个造纸厂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机器生产比手工业好吗？难道不知道科学比所谓国粹高明吗？然而，他们不但不能将机器大事提倡，普遍应用，连这一所新式造纸厂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经营，使之日益发展。不但这一所纸厂不能有好的经营与发展，甚至为了罗掘搜刮，连这仅有的新式工业也要拿去向外国人抵押出卖。军阀官僚的统治不打倒，从哪里去谈改革生产，发达经济呢？
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的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比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办枪炮，非有铁有钢不可；要有铁有钢，又非有矿不可。因此努力办矿，办铁厂与炼钢厂，才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成绩出来。今日谈及张之洞，人都要谈他为老腐败。其实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学，真正能实做实干的，至今还要数到他。民国以来的当权握政者，对此等根本大事反倒无人注意了，自己不开煤矿铁矿，不办铁厂钢厂，军用一切，都要仰赖外国。试问谁有资格笑得张之洞先生？一个人要能站立起来，非有骨骼不可，同样的，一个国家要能挺立于世界，亦非有钢有铁不可。道理再浅显也没有了，用不着那些想得高说得远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必得自己炼钢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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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3）
那时粤汉铁路局长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约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极了，屋中装饰陈设都是洋派，地毯、沙发等等无不极尽奢华。我座谈着，心里总觉着不舒服。那时粤汉路尚未通车，局长先生却摆起这个架子来。他若想想造铁路的款子是从外国借来的，不知他心里难过否。若用这些摆阔的钱去修铁路，至少可多修数十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里冰着，至今还不能忘记。二十五年我从庐山循浙赣路到杭州，看见浙赣路的情形就进步多了。每个车站不过三五间简单的小房，用一二个工役。站长睡行军床，从早到晚勤勤恳恳，无事不干。路务办得极好，路轨修得极好，路员多勤劳朴实，很有一番新精神。又有芜湖对江裕溪口的一条运煤的淮南铁路，也是简便适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来，中国有些地方的确进步很快。但许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脱老爷少爷的办法，处处学阔，学洋派。不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我们如何能比？人家的国势多么强盛，社会多么富裕，我们如何能比？人家国家出什么？钢铁、大炮、飞机，在我们国里出什么？不过大米、黄豆而已，又怎么能比？“吃饭穿衣量家当”，应该各方面较量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两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时所稔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活在苦痛之中。北方大老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