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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个埠头都是很肮脏的。如南门外的江岸边，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马桶、倒垃圾污秽，无不在此，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中国临水城镇，都是这样，常德自非例外。这是最不卫生的事。我觉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从岸上搭条板，凸达河中五六丈，远出污水范围，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涨落无定，乃派人专管其事，随时更张。这等事关系太大，而办理亦并不难。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江边仍留旧迹，但条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
我动员部队，在地方上做这种种的事，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激。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人民出钱养兵、养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还不是十分应该的么？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有没有这种朝气，这种精神，作为士兵表率。若是官长暮气沉沉，根本没有此心，那自然无事可做。到了今日，许多军队进步多了，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军队；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还是稀奇少有。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说士兵精力是愈练愈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闲散，懒惰成性，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赘害，而且也毁了自己。
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那时局面动荡，政治窳败，当局握政者只一心对内，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谁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我在常德住着，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白的。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必须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要做到这个，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律参加。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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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3）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练体力，亦可以磨练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零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地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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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4）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忻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