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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自从我们美国对德国宣战，动员了三百万兵，我们一家就节衣缩食，余积些钱寄回美国去，献给政府。这样地做，我们才觉得良心上安些。”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色极严肃，声音极恳挚，使我心里起着沉重的感觉。吃完饭之后，我到院子里散步。这时金牧师在屋里，太太正照应孩子吃饭。恰好厨子从我身边过，我顺便问他道：
“金牧师平日吃些什么菜？”
那厨子说：“早些时候是无荤不餐，近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已经多时没吃荤了。今天才宰了一只鸡。”
我站在院子里思索着，实在不胜感想。觉得一个国家的强或弱，绝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国民文化水准的总表现。金牧师对于他祖国的责任与义务的自觉心，在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容易有的。我们中国到了今日，可算已经至最危险的时候，除了少数的热血分子而外，大多数人谁有此心？尤其许多骄奢淫逸的官僚军阀、富户买办，成天为自己挥霍无度，欲其拿一文钱献给国家，就比抽他的筋还难过。我以为我们国民若人人有金牧师的这种自觉的意识，那我们民族必复兴了。我们要想在世界上活的像个人，要想我们民族能够生存发展，一般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是个很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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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在常德（9）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书一下。
一九一○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参谋长刘郁芬和我谈话，偶尔说起有一位同学住在他家里养病。那人姓刘，是我的亲戚。我恐怕住在他家里，或者不大方便，就请他到我的寓所中来住。
那位刘君患的是一种神经病，原先住在汉口时，曾跳过一次楼，摸过一次火盆，但病时发时愈，好的时候和平常人一般。一天，他的毛病发作了，我请罗大夫给他诊治。罗大夫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做罗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东门开着一个广德医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识。官兵中患了什么疑难的病，都到罗大夫处就医。罗为人极和蔼，医术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认识他的无不亲热他，信服他。我先叫赵登禹去雇轿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罗大夫那里住院。等轿子雇来了，刘君却死也不肯去，说怕人家笑他有病（这正是他神经病的征象）。我赶忙安慰他说：“那就不住医院吧，我去请罗大夫来给你看。”
罗大夫请来了，我陪着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楼上，和我的卧房紧邻着。我们一进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来，劝了半天，才把他劝出来。罗大夫诊察了一会儿，和他说：
“你这病不要紧，只要多多运动身体，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极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动走动，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饭，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头听着，倒也很好。我陪着罗大夫出来，说了一些闲话。又谈到病人身上来。我问这病究竟如何。罗说：“最要紧的是多活动，但怕他不愿意常常出去走动。最好要他做柔软体操，每天要他做几次。”
说着就站起来给我做柔软操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求罗大夫当面教给病人。于是又到病人房里，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么劝也不肯出来，好容易才勉强把他拉出来，扭着脖子，非常生气的样子。罗大夫和他说：
“你不能生气，若是生气，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给你做柔软操，你每天多做几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说，一面比着姿势给他看。不料就在这时，病人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他手指发动机关，啪的一声，就把罗大夫打倒。我连忙去抓他，对我又是一枪，把我左手打伤，肩亦中一弹，几个传事兵一拥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绳子捆起来。
一边连忙看罗大夫，一弹正中他的左腮，从右边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请了罗太太来，只因伤势过重，抬回医院，当天午后，就谢世了。我的伤势幸而很轻，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始愈。
这事发生后，一般人都认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种种揣测。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罗太太于无限哀痛之余，仍每天给那疯子看病，一直诊察了三四个星期，从不间断。她说她要继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罢休，治病就是医生终生的事业，她对人家说：“无论从哪一点看，那疯子不是故意杀人的。”
不久，美国驻长沙的领事，也来信调查真相，主张追究，要求赔款。罗太太约集当地牧师，开了一个会议，关于美领事的办法竭力反对。她说他们到中国来服务，本来就认定牺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职，谈不上要求赔偿的话。若真是这么办，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当时着手料理。先把疯子送往北京，然后找罗太太商议抚恤的事，她仍以舍己济人的基督教义，坚决拒绝我的提议。但我无论如何心里不能安，他们的孩子还在美国上学，赡养教育之资，我总得尽些力。于是筹措了八千元，交请罗太太作为孩子的教育费。罗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钱直接寄到美国，托我一位朋友，交给罗公子。不想过了几个月，罗公子又把钱寄回，并附有一信。说：“父亲为职牺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愿。对于帮助学费的好意，只有心领谢谢。因为我已发过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给自己读书，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务请你允许成就我这个志愿。将来我学有成就，仍来中国服务，以继我父亲的遗志。”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10）
我读着这封信，敬佩得几乎下泪。那时他在学校读书，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筹学费的。
这笔款子，罗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坚持不受，我心里老吊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总想不起适当的办法来表示我对于这位惨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属的歉意。后来我用那钱建造了一座行营礼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纪念罗大夫不朽的精神。
罗太太后来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办的医院中为护士长，我曾屡次去看她，时年已七十多岁，身体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与罗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见面，说他的兄弟已经毕业，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罗大夫墓上致祭，并且建立一块墓石，将这一段故事记载于上，以垂永久。读者看了这一段书，我想应当没有不叹息感动的。我以为像罗太太和她公子的这种博爱为怀，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罗太太在她丈夫惨死之后的极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击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这种高度理智与高度道德的涵养，绝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们中国，我还不能想象着有这样的妇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会的指摘，以为违反礼教与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着做工服役苦读，而把我汇给他的钱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进，不受人助，这种志气和精神，在中国少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个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之处太深太大。我们必当从敬佩羡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这一段书就不算白写的了。
在这里，我要追述一点关于我和基督教接触的事。有一个时期，人家都称我为“基督将军”。但是读者必定还记得，当我十二岁刚刚入伍当兵的时候，保定府发生大瘟疫，我们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满城放空枪，说是驱打瘟疫，此时我即曾和伙伴们在一起，用来复枪打过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门匾上打成一块块的白痕。后来亦常到福音堂听讲，也不懂讲的什么。一次，听说到“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脱你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听讲的弟兄们，把教堂中的桌子抬着就走。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你不用问，你应当连椅子凳子也给我们抬了来！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时教会中的味儿，总使我觉得不顺眼，不入耳，不时跑去捣乱。光绪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疮，到北京崇文门医院医治。一位陆慎典大夫和两位英国人为我诊治。不久病好，我说谢谢他们。他们说：“不要谢我们，请你谢谢上帝。”这话我觉得极奇怪。及至新民府，当地有许多教堂，并在空地上搭一大棚，专为传道之用。讲道时，常请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点。一次一位童颜鹤发的老先生主讲，讲题是“在新民”，从中国儒家哲学，直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