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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说说笑笑，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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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格庄（2）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儿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桠，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儿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物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儿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回答的话说完，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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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格庄（3）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儿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子。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就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