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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洪承畴，大家都知道，松山战役投降了满洲，然后为满洲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开国元勋。即便如此，乾隆皇帝时期编写《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把他编进去了，乾隆皇帝在诏书里说：“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诏书奏折档）主人蒙难，你要是不能尽忠死节，你就不是完人。尽管你对我这个王朝有利，但是你违背了儒家最高的道德，就这个意思。天可怜见，洪承畴只改换过一次门庭，就落了这么个下场，被称作“贰臣”，那咱们魏徵呢？别说“二了”，这都快二的立方了。
那您说，魏徵内心里能不担心后人如何评价他吗？一个士大夫，如果连忠义都做不到，还有何脸面？尤其你看他，前半生真的谈不上什么风骨，谁逼迫他他就投降谁，骨头不硬啊。跟咱们印象里那个魏徵不是一回事啊。要我说，魏徵的前半生是时代塑造的，那是个战乱的年代，改朝换代的年代，很多人都改换过门庭。不过话说回来，像魏徵这样改这么多次的也不多见。魏徵的后半生是唐太宗塑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唐太宗需要这样一个人。想当明君是太宗的夙愿，他要用明君的名声来洗刷杀兄逼父的丑名，而明君身边都要有一个直臣，这才成全那句话“君明臣直”嘛，所以太宗需要魏徵，而魏徵也需要太宗，他需要用直臣的名声来洗刷贰臣的污名，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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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您可能要说：于老师你心理太阴暗了，照你这样说贞观之治不是演戏吗？还是那句话，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其心理动机，更要看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唐太宗和魏徵是出于什么心理并不重要，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客观效果就是促进了贞观之治。这就是好的，说明唐太宗和魏徵是知耻的人，有过失就知道改进，这总比那些真正的昏君佞臣强吧，那些人没有廉耻还浑然不觉，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那么，有那么多臣下，唐太宗为啥就看中魏徵能成为一个“直臣”呢？可能是魏徵刚刚归顺他时的一件事触动了他。当时魏徵被派到河北去“安辑”，也就是说去安抚，为何要安抚河北呢？估计是因为当年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时候，太子李建成很多部下战后留在这儿镇守，所以玄武门事变后要安抚他们。结果魏徵走在路上遇到两个太子的亲信被官府押解着送往长安，魏徵说事变后已经有命令，所有的太子党、齐王党都不追究，现在却把这两人押往长安，那咱们去河北安抚还有什么用？他说：“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旧唐书魏徵传》）现在要是释放了这两人，不要追究他们的罪过，那么河北地区就会被感动，再远的地方也会被收服。最后果然释放了此二人，在河北地区起到了良好的效应。这件事被太宗知道了，他觉得这个魏徵可以啊，刚刚投降到我这边就敢提意见，而且还很中肯，所以他就开始特别关注魏徵，魏徵也开始更加兢兢业业。史籍记载说：“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旧唐书魏徵传》）要不怎么说两人是一拍即合呢？
从此以后，太宗和魏徵就一个奔着明君、一个奔着直臣而去，两人联袂塑造了中国古代史上君臣关系的典范。正如魏徵自己所说的：“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是您鼓励我说话，所以我忠直，假如您是个拒谏之人，我怎么敢呢？在史籍中魏徵的谏言非常多，其中绝大多数都被太宗所接受。综合一下，我觉得魏徵的谏言中透露了如下的思想特点。
第一，难。什么难？守成难。开国初期的君主一般都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战争，总觉得这世界上还有比打仗更难的事情吗？陆贾告诉汉高祖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魏徵告诉唐太宗有，那就是守成。太宗曾经问大家：“创业与守成孰难？”（《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房玄龄回答说国家草创的时候，群雄逐鹿，然后称霸天下，当然是创业难。魏徵则回答在艰难中得天下，在骄奢淫逸中失天下，所以守成难。太宗笑着说：“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房玄龄是和我一起打天下的，知道创业难。魏徵是和我一起治天下的，害怕我骄傲自满，所以告诉我守成难。魏徵告诉太宗的这个难字，就是提醒他不能满足于现状，要谨慎治理国家，要知道治理国家的复杂性。他告诉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要知道民意不可违，失去老百姓的支持是极度危险的事情。
第二，静。有时静不代表不作为，静是力量，静是静观其变，静是一种自信。太宗刚刚即位时的唐朝，国力相当地弱，远没有隋朝强盛，人民生活水平也好，经济发展也好，人民负担也好，人口状况也好，都不容乐观，整个国家一言以蔽之还是比较凋敝的。在这种情况下魏徵提出治理国家重在一个静字，正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此时的静意味着不胡闹，不乱折腾，敬惜民力，表面上看这个国家的外貌也许改进很慢，可是老百姓人心安定，这比什么都重要。魏徵曾经在唐太宗面前直言不讳地指出，您别做梦了，您的国力和隋朝没法比，他列举了军队数量、国库资产、人口数字，然后说：“度长计大，曾何等级？”（《旧唐书魏徵传》）咱们跟隋朝比，不成比例啊，但是紧跟着他又指出：“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旧唐书魏徵传》）他们强，于是他们瞎胡闹，大兴土木，伐高丽，生活骄奢淫逸，所以很快就崩溃；我们弱，可是我们不折腾，不胡闹，所以我们很安定，因此静比动好。
有时候，静甚至比动有更大的力量。魏徵就这样给唐太宗展示过“静”的力量。比如当时岭南地区有个大酋长叫冯盎，此人曾在唐初主动归降唐朝。但是在太宗时期传来了一个说法，说是冯盎叛乱了，理由是他和岭南另一个酋长谈殿互相攻打，而且长期不入朝拜见，因此大家建议太宗派遣大军去讨伐。唐太宗正准备这么做，魏徵站出来了，干吗劳师动众？这事儿用平静手段就能做好。他给太宗分析，冯盎要是叛乱，理应发兵把守岭南各处交通要道，侵犯州县，可是这都好几年了，也没见他这样做，你越告发他叛乱，他越不敢来朝见，他越不来朝见，就越有人告发他叛乱，这不是恶性循环吗？因此他给太宗的建议是派遣一个使者安抚冯盎，就能平定岭南。果然，冯盎见了使者那叫一个高兴啊，可找到组织了，很快就派遣自己的儿子进京拜见太宗请罪，岭南就此安定。太宗高兴啊，他说：“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魏徵给我的主意多好，派一个使者，比派去十万大军都管用。
第三，诚。在太宗即位不久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要征召百姓入伍，本来只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但是有大臣建议，如果中男中有身材高大的，也要征召。中男指的是十六岁到十八岁的男子，太宗允许。魏徵则坚决反对，辩论了一阵后太宗恼了，说出实情了，我为啥要征召中男里那些身材壮硕的？因为我怀疑他们是“奸民诈妄以避征役”（《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意思是他们是在年龄上造假，早都超过十八岁了，还说自己不到十八岁，不就为了逃避兵役、徭役吗？您还别说，隋唐时期还真的有这种现象，叫作“诈老诈小”，年龄五十多的谎称自己六十岁了，二十多岁谎称自己不到十八岁，目的都是逃避征役，太宗想整一整这些人。结果魏徵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现有的兵源已经足够，更何况您这样做表面看来是惩戒百姓中不诚信的人，实际上你自己就在做不诚信的事情。太宗很惊讶，你这话是怎么说的？魏徵给他列举了几件事：你即位时下诏说天下欠国库财物的可以免除债务，结果呢，您的手下追缴老百姓欠秦王府的债，理由是“国库”不包括秦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