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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查揭露了许多耕地的面积比地契上所申报的数量大。政府让有关农民以
较低的价格购买超出的面积，或将这些土地上交国家，任他们选择。农民们
对不得不出钱买下这些他们视为己有的土地，否则将被没收而感到愤怒，他
们焚烧测量员的帐篷，捣毁他们的器具；接着他们又到扬州街上游行（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大约有 ５０ 名示威者被捕（在 １０ 月 ２１ 日），从而引起了一
场暴乱。次日，几千农民涌进县城，侵入县政府办公室，接着夺得田赋和地
籍的图册，将它们烧毁或拿走。他们在道路上和运河中设置交通障碍，就像
近日法国的朗格多克的酿酒人所做的那样。军队驱散了愤怒的农民，又逮捕
了 ２００ 人。为了要求释放前两天被捕的示威者，数万武装农民（有些人携带
步枪，但大多数人拿着棍棒和农具），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返回，再次包围了县城。
根据由省政府指派的两个负责调查的官员的正式报告，他们从驻军手中夺取
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殴打了 １２ 名军官和士兵。该报告指出，军队只是
朝天鸣枪驱散农民，但这一说法与参加风潮者的伤亡不符：８ 人死亡，至少
有同样多的人受伤。
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骚动继续了几天：出现了武装农民的聚
会和抢劫；拒绝参与这一运动的农民以及村长、镇长和富裕地主（“大户”）
的住宅被烧毁。六名据信为运动的领导者被处死（１０ 月 ２９ 日拂晓）后，这
场运动才结束。根据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情地惩罚领导者（或那些被指控为
领导者的人）与宽恕一般的参与者，兼施并用（１０ 月 ２４ 日，２５０ 名被捕的示
② 这是发生在一个江西靖安农民身上的事，他被族人杀死（《申报》，1930 年 5 月 30 日，引自《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9 页）。
③ 这是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7 页所说的硬借。
④ 萧公权：《农业中国：19 世纪帝国的控制》，第 441 页。
① 这个特点被所有研究 17 世纪法国农民造反的学者强调，见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农民》，载皮埃尔？戴
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 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 2 卷），第 489 页。
威者被释放），并同意作出让步：即停止测量计划和田赋调查。①测量或修订
地籍测量常是引起风潮的原因，特别是在测量员发现地籍登记与有关耕地不
符的时候。②扬州的农民，不论是否正确，把这种不符归咎于测量员使用较小
的计量单位。
扬中（距扬州东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县）的一次风潮是由另一个常常引起
骚动的原因激发的：增加赋税，特别是增加土地附加税。此外，在这起风潮
中，可能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比较成熟的主张。扬中的抗税运动最初是由两个
地方士绅组织起来的，他们是该县两个区的代表。他们曾进行将扬中这个小
县与邻县合并的活动，希望通过合并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减少税收，但这一
努力未能成功，他们两人在 １９３２ 年夏反对县长作出的进一步增加附加税的决
定。一位县政府的官员被派去视察这两个不顺从的区，以安抚代表和当地士
绅；当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时，感到惊恐万分，遂化装成一个老妇人
逃走。眼见要求两县合并的请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却成功地吓走了县政府
的代表（同时也迫使县长卸职），当地的纳税人决定抵制。这两个乡绅取得
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运动在农民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
来。农民领导人领导上万农民进攻县衙门（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４ 日），但未能做
到纵火将其烧毁；相反，主要的领导人被捕，一名农民被杀。但是，他们已
经捣毁了税务局长、国民党的地方代表、民团首领和该县最大的地主等人的
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无官职的地主，给这次风潮蒙上一层社会性的色彩。
在事件发生后 １／４ 世纪，当共产党已夺取政权时，对它的说明不免有所渲染。
①由更为坚决的真正的农民取代乡绅领导人，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特征，但不
是常见的。通常农民构成抗税运动的普通成员，这样的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的
名流领导的。
红枪会领导的抗税活动情况更是如此，红枪会是 ２０ 年代活跃在山东和河
南的一个秘密组织。②在他们的反征税骚乱中，控制着红枪会或像“联庄会”
这样的合法组织的士绅决无颠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战的意图。首先他们的对手
近在眼前：县政府或半自治性的军阀，以至贪婪、腐败的地方税吏。总之，
他们当务之急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互相保护，
以防备土匪或士兵的侵扰，因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敌对的权力集团的
政府当局，③难于维持治安。他们是社区里有影响的、富有的成员，因此很自
然地代表社区，将保护延伸到受税收威胁的祖产。
① 关于扬州风潮，见《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卷 2/2/973。这档卷
有四件档案：最后一件（16712 号）最详细但不很客 观。又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2198（驻南京总领事
裴克），1932 年 10 月 25 日； 893。00PR 南京/57（1932 年 11 月 5 日）和/58（1932 年 12 月 21 日），裴 克
的月报。最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 534—535 页和《中央日报》， 1932 年 10 月 23、24、25
日。
② 例如，1935 年春，安徽东部和县村民抗拒丈量陈报土地。和扬州农民一样，和 县村民害怕丈量单位差
异（当地的亩大于他地）会造成田赋增加。〔《中央日 报》（1935 年 4 月 15 日）第 7 版）。
① 戴闻：《江洲火案》。
②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163、166、205 页和 各处。罗曼？斯拉文斯
基：《红枪会与 1926—1927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 92 —93、99、142 页。
③ 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 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75 页。
因此，这些抗税风潮——其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农村风潮——并没
有反映农村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要求。这些风潮也不是由蓄意地唐突要求在
村内重新分配财产激起的。它们看中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富有的村民，而是文
官，特别是地方政府下属的代理人、税吏或负责催税的仆从。这些抗税风潮
并不指向使现行秩序，甚至传统征税形式成为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风潮力
图通过保护现有权利甚至个人或地方社区的特权来维护它们。这些权利可能
千差万别，从习俗认可的新年杀猪不交屠宰税的“权利”，到为祖祖辈辈从
不上税的“黑田”免税。①
有时，纳税人起而反抗的坏事纯属臆测。他们先入为主地怀疑任何税收
的改革计划，那怕其用意是极好的。在修订地籍测量（或不得人心的“土地
申报”）的罕见的案件中，进行修订可能大量减少多数纳税人的税额负担，
同时使国库增收；唯一受损者只是那些拥有大量“黑地”迄今免于纳税的地
主们。②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当局咒骂他们是“愚民”，任凭一小撮大量逃税
的大地主煽动发起动乱，而这恰恰损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直到 １９３３ 年底，税赋负担持续恶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①然而，引
起纳税人愤怒的只是个别的改革（简言之，是这一总趋势的细节）。纳税人
总的说来并不反对这一趋势，而是特别反对强征某种新的附加税，或不许在
歉收后按惯例减税，或在一年内多次强征新税，非法勒索，特别明显的欺诈
或滥用职权等等。总之，他们反抗据信是无法忍受的新的措施，却不对税赋
原则本身提出疑问。
这些零星的反抗是极易被制服的，尽管并非注定必然要完全失败。就每
一起企图持续几个月的反抗来说，都有多次风潮在当天或一周之内便被平定
下去。两次风潮之间很少有什么协作。几乎全都准备不足——如果有什么准
备的话——组织极差和引导不善：即使动乱者的武器很原始，又缺乏训练和
纪律，这些也不足以毁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