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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１９３７ 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１９３７ 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 １９４１ 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３ 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１９３９ 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 １９３７ 年的水平。然后，从 １９４２ 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 １９４３ 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 １９４０ 年到 １９４２ 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３９ 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 卷，第 25、28、30 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 卷第 1 期（1948 年 6
月），第 65 页。
② 同上书，第 71—72 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 １９４３ 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 １９４１ 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 １９４１ 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 ４０ 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 ３／４——只有
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②
在 １９４９ 年和 １９５０ 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
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间，牲畜、农具、
①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3 年 2 月 15 日），第 48 页。
② 同上书，第 51 页。
③ 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44 年 6 月），第 107—108 页。
① 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 260 页。
② 同上书，第 312—313 页。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③，１９４９ 年粮
食产量仍低于 １９３７ 年。④对山东省 ４９ 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年
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
粮食产量也低一些。①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
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
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 ３０ 年政治上
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③ 应为山东剩——译者。
④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 149—150、 160—161 页。
① 同上书，第 224—236 页。
第 ６ 章 农民运动
中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甚至被认为是农民革
命的原型。的确，如果没有农民武装和如此众多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
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很简单，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农民也决不可能孕
育出革命思想。
为证实这一论断，这章将首先论述农民的骚动；它是自发的，与共产主
义运动同时发生，而又独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并由汲干农民收入的三种
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赋税所激起。①第 ２ 节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
利贷和税收引发的骚动后，将概述民国时期农村骚动的类型。不论第 １ 节中
所分析的骚动，还是第 ２ 节中所涉及的骚动，显然都是农民发泄愤怒的传统
方式，突然爆发又迅即消失，对现行秩序极少形成威胁。简单地说，在农民
能自发地做到的，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所能做到的之间，有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