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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
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
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
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
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
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
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
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
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
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第 111—112、126—127 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
动，1919—1927 年》，第 48—49、66—70 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 18—22 页；费维恺：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 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 339 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298 页。
第 ４ 章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 １０ 年，即从 １９２７ 年中期国共
分裂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
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
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
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
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 １９２２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 １９２７ 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
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
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
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 １９２７ 年秋到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
的地位。然而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
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
务，１９３４ 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
的血腥清洗，到 １９３７ 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 １９２７ 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人：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是瞿秋白，１９２８ 年夏到 １９３０ 年夏是李立
三，而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到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是国际派（即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
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高峰时期的近 ６００００ 人下降到同年年底
可能不足 １００００ 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 １９２７ 年的灾难中没有
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
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
——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
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 １９２７
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
爱的母亲。”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
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 １９２７ 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 ２８ 岁的年轻
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
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
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
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
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至 ８ 月接任书记职务
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 １９２８ 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
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
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
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即本书上卷）第 10
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 8 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 11 章《1926 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
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
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
② 《红旗飘飘》，第 6 集，第 15 页。
①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 96 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
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 年》第 145—148 页和各处；夏济安：
《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 3—54 页；和本书第 9 章。
斯大林 １９２５ 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②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在汕头及 １２ 月在广
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
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
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
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
纷争。③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
农村根据地，大约有 １５ 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１９２８ 年 ４ 月瞿辞去党的书记
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
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
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①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
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六大”的决议
和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８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
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
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
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
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
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
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
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４
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