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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
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 １０ 年的头
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 １９２７ 年取得
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的内战，
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
府的政令在 １９３１ 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
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①
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
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
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
一次围剿。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１ 日击退
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第五次
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 ８０ 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
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
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
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
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
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
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
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
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
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
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
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
① 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 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劳逸的著
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①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486 页。
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
济轨道。①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
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１９３７ 年春，
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
由于蒋介石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
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
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 １９３６ 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
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
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 １９３１ 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
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
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 １９３１ 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
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
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
在 １９３２ 年仅 ５２ 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
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
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
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石尾
追共产党的长征，到 １９３５ 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
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
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 ６ 月初
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
作战。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
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
军，使之在 ７ 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
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 ９ 月归于失败。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
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
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 １９３６ 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
国本土 １８ 个省中，仅有 ７ 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
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
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
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
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
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
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
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
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
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 99—120 页。
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
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①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
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 １０ 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
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
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 １９３３ 年，现代
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３．４％左右。而在另一方
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６５％左右。
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
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
民众的悲惨境地，１９３０ 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
２．５ 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①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
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 １９３４ 年说的，
“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
素”。②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１９３０ 年颁布
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 ３７．５％）。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
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 １０ 年以上，有
权购买他们的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