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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３０ 年代中期，ＣＣ 系与蓝衣社①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
①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 年》，第 232 页。
② 《中华年鉴， 1929—1930 年》，第 629 页。
① 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
他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于 1932
而 ＣＣ 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和受到信任的
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这些以前
的军阀妒忌和不信任蒋介石，并且几乎都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情况总是，
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
行动一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他胜
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
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
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
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
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
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
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
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①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
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
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的
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 １９４９ 年的失败。
年 3 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训处
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
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
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
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复兴社总社）训育组知
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 年 10 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
北上。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
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
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
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 59 卷第 4 期——
译者。
① 《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 10 卷，第 50 页。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１９２７ 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
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它的结构建立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政府的改组中，即使 １９４９ 年以后，在台湾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点。
新政府的蓝图是由孙逸仙在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在《建国大纲》中草拟的。政
府整个结构的基础，是孙逸仙的训政概念。孙逸仙矢志于民权目标，但他也
深信中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所以，他曾论断国民革命有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
二阶段，即训政时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
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
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
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
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
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 南京的 １０ 年，只召开了
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
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
立法和行政职能。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
定给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于是，
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
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
①
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
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然而，除政府
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这两
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
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长充
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①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
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
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
统。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②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
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③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
１９３４ 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
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
① 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② 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③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60 页。
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④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
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
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
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
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 ３０ 年代，只有全部
预算的 ８％到 １３％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 １９３３ 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
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
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
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
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１９２９ 年以后，由于党的
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
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
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