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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成独立。原因是简单的，独立将使蒙古开放，与所有其他列强接触，这
些列强的远期商业权利将与俄国的既得权利竞争。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被作
为保护国接管而不与日本等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冲突；而俄国以中国名义上的
宗主权为托词，却能获得事实上的优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宣称蒙古是
中国的一部分。１９１１ 年俄国的贸易比中国少，在那个地区大约只有 ８００ 名俄
国人。因此俄国做出双重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
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１２ 月 ２９ 日，库伦
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
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
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
古军队的同时，于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
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
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蒙古独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
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的俄
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
判后，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
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
① 本书上卷第 1 章。
②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 143—145 页。
① 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② 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 史》第 10 卷第 8 章。
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
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
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
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
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
革命党在 １０ 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
１９２１ 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 １９２４ 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
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①②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
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
决心不让俄国势力波及西藏，这些山国在文化上，有时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
属。清朝在 １８ 世纪曾用武力确立对西藏以及尼泊尔的宗主权，而在 １８８６ 年
中英《缅藏条约》里得到英国承认。然而在 １９０４ 年，英国感到有必要抢在俄
国前头，她派遣荣赫鹏探险队开辟通往拉萨的道路，并就英国对西藏的保护
进行谈判。但伦敦对这个难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减少；１９０６
年英国在中英条约里再次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作为保护英国在那里的
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国的目标是将俄国的势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她并不注意
西藏人对脱离中国独立的关心。
这就为 １９０８ 年清朝再次强硬主张对西藏东部的统治提供了舞台；１９１０
年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终于开进拉萨，一个中国行政当局试图在那里统
治。这破坏了北京和拉萨统治者之间古老的保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这个神
权国家传统的统治者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溃导致
了中国驻军和官员被逐。年轻的中华民国难于再次主张对西藏有统治权，而
达赖喇嘛于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宣布西藏独立，据说还和库伦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级
中名列第三）签订了一项条约，互相承认独立。这导致了 １９１４ 年英国、中国、
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长的谈判，英印试图承认西藏的独立，但中国拒绝。虽然
西藏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是独立进行的，但英国从未要求对西藏的保护
权或宗主权。中华民国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而英国则认定中国有
宗主权（不是主权）和西藏有自治权（不是独立）的方案。这意味着中国不
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与西藏关系的加强，但只有英国留在印度以及中国依
然软弱和不稳定时才会如此。①
新疆和西藏一样，缺少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铁路，在民国初期也处在国际
政治的边缘。１８９０ 年的进士杨增新曾在甘肃和新疆供职 ２０ 年，从 １９０８ 年起
成为阿克苏兵备道员，１９１２ 年他被北京任命为新疆都督，并保持这个职位直
到 １９２８ 年死去。他用胡萝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中国的革命者、维
吾尔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和哈萨克部落，禁止官员腐化和鼓励贸易。他
使新疆事实上处于半自治状态，非常成功地隔离了中国和俄国双方动乱的破
① 托马斯？E。尤因：《处于两大国夹缝中？中国和俄国在外蒙古的政策， 1911—1921 年》，第 39 页和各
处。见彼得？S。H。唐：《俄国和苏联在满 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 年》第 7—13 章的全面叙述；又
见罗萨比： 《中国与亚洲腹地》第 9 章更近的概述。1917 年以后的事件在 B。希伦德夫和 M。桑吉道尔吉编
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 3 卷《现代时期》中有叙述。
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1 月 5 日，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译者。
坏性影响。１９２４ 年杨与苏联订立的贸易协议规定重新开放领事馆，在尊重对
方法律和司法权方面建立平等的关系。随着这项贸易协议新疆与苏联之间的
贸易急剧增长。从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度的 ３４０ 万卢布猛增到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度的
２２００ 万卢布。在政治分裂、民族众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都未能掌权，
杨督办①设法保持政权的统一和与苏联的贸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②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种方式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对中华民国只保留
边际的重要性。满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在一个汉族地
区与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直接对抗，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危在旦夕。
日本的蚕食引起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总体问题。已被迫放弃对外
来者礼仪至尊传统要求的中国，怎样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半殖民地
的屈辱地位？为此目的，她怎样才能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的新观念，
来代替以北京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旧观念？在这中间，在中国和围绕中
国而发生的战争——不管中国是否直接卷入——是怎样影响它的政治和经济
的呢？中国衡量东亚和平和秩序的标准是什么？当与另一个国家——大多是
日本——发生冲突时，中国的领导人和舆论是怎样面对斗争的？简言之，他
们怎样看待他们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是一个有教育意义
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现代的中国人确立了对他们自己和对现代国际社会
的观念。
① 1914 年 6 月，都督改为将军；1916 年 7 月，将军改为督军；1925 年 1 月，督 军改为督办——译者。
② 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与英俄角逐》；和罗萨比：《中国与亚洲腹地》，第 220— 229 页。又《中华
民国传记词典》第 4 卷，第 11—13 页。杨增新在新疆保持 的中国统治，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于 1943 年得
到重申以前，由 1933 年夺取 权力的盛世才继续，盛世才是蒋介石下面的一个日本训练的军官，他处决了 许
多反对者，并与俄国人交往。关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评价，见陈福霖：《盛世 才在新疆的改革计划：理想主
义还是机会主义？》。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和西方
列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