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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2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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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
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此外,毛泽东有
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 1935—1937 年形成的新的环
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
的地位,而在 1933—1934 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
的新的雄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
确有许多话要说。甚至在 30 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
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宿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
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第二次统一战
线辩解的呢?
1931 年秋,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最初把抵抗外国侵略问题提到显著地
位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基本上和共产国际相似,概括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237—238 页。



在“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之中。然而,虽然它在原则上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但毛泽东的关于具体斗争的社会学看法,仍然
与 1926 年他所持有的一样。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署的 1931 年 9 月 25
日给“白军士兵兄弟”的信,在号召他们杀掉反动上级军官,与工人、农民
和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该死的国民党政府”以后,接着说: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给穷
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
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①

很清楚,对毛泽东来说,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封信中,“国
民党军阀”被看作“帝国主义走狗”和地主阶级奴才,正如毛泽东在 20 年代
文章中所写的,但是,国民党对内“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反动作用仍然被给
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泽东的立场是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象。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
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
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1932 年 4 月,继日本在同年 1 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
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
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 1933 年 1 月 17 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
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
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①
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
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
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
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 1937
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 1934 年 7 月 15 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
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
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②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
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第二次的统一战线却很
明显地比苏联领导者更加保留一些。1935 年 8 月 1 日要求建立这样的统一战
线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环
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他们对再次与蒋介石拥抱远比斯大林更觉得
不快,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屠杀他们朋友的刽子手,并且认定他是革命的叛徒。
到 1935 年底,当毛泽东的队伍于 12 月在瓦窑堡再次集结时,他已准备不仅
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与资产阶级中同欧、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们的支持,
“工农共和国”将会变成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蒋介石,作为“汉奸卖国


① 《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4 页。
① 《苏维埃中国》第 91—94 页;《毛泽东集》第 3 卷,第 183—185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4 卷,第 363—367 页。



贼营垒”的“首领”和土豪劣绅、军阀和买办的代表,则特别被排除在所提
出的统一战线之外。①
然而,到了 1936 年 4 月,张学良会见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人停止与蒋介
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
休战。因此,1936 年 5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
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②此后,毛泽东
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③
并且在 1936 年 10 月 5 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1936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与其他 18 名共产党高级
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
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
来记忆。④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
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 12 月 12 日被张学良、杨虎城
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
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
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
1936 年 12 月 22 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①
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
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
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②
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
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
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
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
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
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 1935 年 12 月 27 日的讲话中,
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 1939—1940 年才对
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
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 1937
年的出现。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7—162 页。在
《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
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26—28 页)一样,毛泽东在 1935 年原来是讲国防政府。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5、257—258 页。
③ 见 1936 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0—97 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78—79、87—90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95—97 页。
② 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这个说法根据我
1982 年 9 月 10 日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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